局势失控后，载沣以宣统名义发《罪己诏》，隆裕太后允下《退位诏书》，也是“出于救时之心”，但是很难得到史家的同情。一些标准的晚清史往往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清廷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即、彻底退出政治舞台，把权力像赏金一样悬挂在紫禁城的城楼上，听任立宪派、同盟会、光复会、各封疆大臣、袁世凯以及无数窥觊“神器”的秘密会党自相残杀，决出胜负。不，这还不够，抢夺者仍有怨言。只要他还未百分之百地掌权，这个世界的是非就总是颠倒的。清廷依然罪责难逃。

　　《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一书多次提到，安定的局面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民国动荡频仍，财源未开，微薄的财力大多耗于军队，无力从事建设，于是各方面的进步反而不如清季。(民国后各方面情况不及晚清，那是从孙中山到李大钊等不同人物的共识。)张先生在“代序”里介绍了洪庭洞(即亨廷顿)一派的观点：后进国家的政治发展应该在制度和组织上培植基础，过早要求政治参与或进行政治动员只会导致政局不稳，不利于社会改革和发展。张先生好像从中悟出什么道理，不便多说，反而又称，有时流血的革命不能避免，颇有为国民党前身同盟会辩白的意思。

　　张先生撰写《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的时候还来不及关注亨廷顿的《变化中社会的政治秩序》(1968)。亨廷顿此书起首第一句话就是：“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晚清的立宪派、革命派以及后来一代代的理想主义者则反之：统治程度(问题)可以不计，选定了正确的统治形式(主义)，一切问题将“根本解决”。力倡立宪的开明人士都将日本战胜俄国归功于一部宪法。他们应该知道墨西哥早在1820年代就有了一部美式宪法，可惜未变为美国。现在不少非洲国家(如索马里)有“民主共和”的美称，它们与欧洲君主立宪国的最大“政治区别”，不是统治形式，而是统治程度。

　　二十世纪头十年，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没受过教育，浑浑噩噩，不知民权、选举为何物。根据1908年的各省咨议局并议员选举章程，选民及候选人必须具备一些条件。经过严格筛选，合于选民资格的人数很少。再说有经济实力者遵照“财不露白”的民间古训，虽有资格也不去登记。根据张先生的统计，最终二十一省选民与人口之比低得惊人，平均不到0.42%。 更可悲的是合格选民中又只有少数人不惮烦难去行使自己的权利。比如广州的八十九个投票所门可罗雀，仅一所得十六票，其他三五票而己，有六十处竟然仅有一票。真正行使投票权的甚至不到享有选民资格者的四分之一。广州得风气之先，居然如此狼狈，其他地方可想而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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