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灭六国后，“始皇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缮，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汉书•匈奴上》2509页）。“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河西，乃筑长城为界。”（《汉书•匈奴下》2548页）。西汉大臣、政论家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一文中，讲到秦始皇“乃使蒙田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汉代“至孝武世，出师征战，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遂，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至孝宣之世，边城宴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汉书•匈奴下》2560页）。

明代：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自嘉靖十年（1531）以来，元后鞑靼等部落，几乎“无岁不入寇，前后杀略吏民，剽人畜亿万计。”然而自戚继光加固长城，整饬边务，“蓟门宴然，继之者踵成其法，数十年得无事”（《明史•戚继光》3743页）。清代学者魏源在他的《圣武记》中，盛赞这一时期的明代防务：“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隧，且为本朝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赐。”

从以上几个朝代为例，可以看出，民生问题，首要的是生存问题。生存不保，一切皆无。要生存，就要有保证生命安全的环境。修筑长城就是保证农耕区劳动人民生命安全的战略措施。有了这种措施和其他因素结合到一起，不仅保证了农耕区人畜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且发展了生产和商贸，使农耕区人民生存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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