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处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和久居中原的农耕民族，原本都是同宗同祖的炎黄子孙。《史记•匈奴》中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苗裔也，曰淳维。”夏禹乃“黄帝之玄孙。”夏亡时，淳维逃入北方草原，和那里的戎族融合到一起，而繁衍发展为匈奴或胡。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生产力高低有别。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吃穿用等都直接取之于自然界。很显然这是不能满足他们生命生活需求的，所以他们使用落后野蛮的手段，向生产力发展较高的中原农耕民族进行掠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这种掠夺也是民生问题引发的，只是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以牺牲他族的生存，换取自身的生存，这就形成了双方长期的矛盾。而长城这一永久性的军事防御工程，就是这种矛盾的产物。长城在阻挡掠夺侵扰的基础上，还为长城内外进行商贸往来，创造了和平有序的环境，给双方带来益处。这种防掠夺，争友好都是中华民族内部之事。防掠夺是兄弟阋墙，争友好是亲邻和睦相处。所以说长城文化的民生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长城既然对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民生都是有益的，为什么总是有人批评长城给人民带来的不是“安”而是“怨”呢？流传很久很广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孟姜女哭长城》这个民间故事演绎的过程，作一简要的分析。
据查，最早记载这个故事原型的是《左传》。《左传》也称《左氏春秋》。书中保存了从鲁稳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期间春秋各国的大量史料。书中记载，齐国攻打莒国，齐国勇士杞梁，在攻城中战死。齐庄公，还兵于齐都郊外，遇到了杞梁妻，即在郊外为杞梁弔丧。杞梁妻曰：“殖（杞梁）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敞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弔。”齐庄公接受了杞梁妻的批评，到杞梁家弔丧。这里赞扬的是杞梁妻知礼达理的品德，战国后期，这个故事便加进了杞梁妻恸哭的情节，并大作“哭“的威力的文章。杞梁妻之哭，先是变成了齐国的国俗，继而又哭崩了城墙。
到了唐代，这个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都有了质的变化。晚唐一位名叫贯休的诗僧，写的一首诗《杞梁妻》，可说是这个故事突变的一个标志。诗中写道：
秦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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