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周作人在北平，郁达夫居住杭州，不能面谈，只好信函往来相商。以文学团体分别编选的思路，他们在通信中最终否定了。理由如上。后来郁达夫又想出一条路子：能否依当时的流派为标准，即“言志派”与“载道派”。这一点，后来两人又否定了。周作人对此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我看文艺的段落，并不以主义与党派的盛衰为唯一的依据，只看文人的态度，这是夹杂宗教气的主张载道呢，还是纯艺术的主张载道呢，以此来决定文学的转变。现在还是混乱时期，这也还难说，因为各自在那里打转身，似乎都很少真有明确态度。”

　　郁达夫于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谈到了这一个派别问题，我们又各自起了怀疑。原来文学上的派别，是事过之后，旁人（文学批评家们）替加上去的名目，并不是先有了派，以后大家去参加，当派员，领薪水，做文章，像当职员那么的。况且就是在一人一派之中，文字也时有变化，虽则说朝秦暮楚，跨党骑墙等现象是不会有，可是一个人的思想、文章、感触之类，决没有十年如一日，固守而不变的道理。还有言志和载道的类别，也颇不容易断定，这两名词含义的模糊，正如客观和主观等抽象名词一样的难以捉摸。古人说：‘文以载道’，原是不错，但‘盍各言尔志’的志，‘诗言志’的志，又何尝不一样的是‘道’？‘道其道，非吾之所谓道’，那这一位先生所说的话，究竟是当它作‘志’呢还是作‘道’？”

　　最终，两人商定，以人为标准，分别取舍。这方法应当是周作人提出来的。他曾在后来回忆这段经过时写了这样的句子：“我还记得有一次，良友图书公司发起‘中国新文学大系’，集刊五四以来十年间的成绩，叫我和达夫编辑散文部分，那时我与达夫通过好几回信接洽分配人选的问题，由我择取若干人为散文集一，余下的凡是我所不熟悉或是不便选择的人，全归他去编选，我的这种‘任性’的办法居然为他所接受，这在我是觉得非常愉快而且应当感谢才是的。”（《郁达夫的书简》）

4

　　具体人选如何分配，郁达夫有致周作人一函，谈得很详细，并有幸保存了下来。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许多当时的情形：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