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明先生:一月十三日的信,拜读了,以人名决定界限,最直截了当,我们以后,只须想出人数,各补各的不足好了。赵家璧又有信来,新提意见却并不妙,所以又去信复他,告以已决定的标准了。在这信中,再加上几个名字罢,以后你有所见请通知我,我有所见,当通知你。”
由信中可以看出,当时两人分列的名单,大致如次:
周作人选:郁达夫、徐志摩、庆言、俞平伯、郭沫若、刘半农。此外,郁达夫还据自己的阅读,认为还应当加上:徐祖正(及《骆驼草》时的散文),江绍原(及除林语堂、鲁迅外之《语丝》散文),另有几人,郁达夫均打了问号,大概是征询可否入列。他们是:钱玄同、李守常、顾颉刚;其他还列有:春苔、庐隐、沈从文、绿漪、凌叔华、高一涵;还在括号中注了“浅草社同人”。
郁达夫自己所选:周作人、冰心、鲁迅、朱自清、叶绍钧、林语堂;并以为还应当加上:川岛、创造社除郭沫若外其他人的散文、茅盾、蒋光慈、丰子恺、钟敬文、田汉、谢冰莹、许钦文、冯沅君、丁玲,还有湖畔诗人等……浅草社同人,郁达夫列了陈炜谟和陈翔鹤两位;湖畔诗人,郁达夫列有冯雪峰、修人、汪静之三人。
如何这样分配呢?郁达夫后来曾谈及:“譬如我选周先生的散文,周先生选我的东西,著手比较得简单,而材料又不至于冲突。于是就和周先生商定,凡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丰子恺、钟敬文……茅盾几家,归我来选,其他的则归之于周先生。”
对于郁达夫提到的那份名单,周作人自己又有所取舍。添加了几人,又减了几人,并在排序上,有所安排。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认识上:
一、有四位已故的人,即徐志摩,刘半农,刘大白,梁遇春,他们都列在卷首。所选文章也不以1926年为限,周作人称这是一个例外。这当然包含有对逝者尊重和纪念的意味。
二、加入一位吴稚晖。(周作人特意加注,活人也一律称名,不加“先生”)因为他虽“实在是文学革命以前的人物,他在《新世纪》上发表的妙文凡读去的人是谁也不会忘记的。他的这一种特别的说话法与作文法可惜至今竟无传人,真令人有广陵散之感。”为引发人注意这“奇文”起见,特别选录了两篇以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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