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盲目跟着使用。如晚清一些以英文写作的中国人对“Chinaman”一词的沿用，即是如此。1890年，《中国人的特性》一书的作者，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明恩溥）在该书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令人吃惊和遗憾的是，‘Chinaman’这个粗野的词汇似乎已经植根在英语之中，而更恰当的词‘Chinese’却被排除在外。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外国刊物里有哪一家是不用‘Chinaman’来称呼当地人的，这个帝国的作家也没有一个坚持避免使用该词的。”这种人云亦云的可悲情形，后来也同样发生在“支那”一词身上。
下面，我们再回到“支那”一词在中国的使用上来。
虽然，至少在唐宋时，这一印度译称中国的回译名词已经在中国出现，但此后它似乎主要局限于佛教典籍中，并不曾广泛流行开来。直到晚清之初，中国人基本上还是在提及印度或日本对中国的称呼时，才偶尔使用到它。据我所见，晚清较早出现“支那”一词的中文资料，当属传教士所办的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道光丁酉年（1837年）正月卷所载《榜葛喇省略》一文，提到天竺国僧人等从前称中国为“支那”一事时，说：“支那即是中国。”（4）（马礼逊的《五车韵府》里虽曾出现“支那”一词，但指的是“挪用”，并非国名之意。）1884年，姚文栋的《琉球说略》一文中，也用过“支那”一词。1887年，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余记》云：“日本俗称中国曰支那，盖西音柴宜之转。”（5）
1894年，黄庆澄的《东游日记）一书复谈到日人称中国为支那的问题。其言曰：“（华人）李某习法兰西语……庆澄因问倭人称中国曰支那，其妇人小子呼华人曰那先生，此何故欤？李某曰：‘某闻之法兰西师，曰中国秦时始通印度，印度人概称中国曰“秦”；迨由印度传至法兰西，则译秦为“支歆”；由法兰西传至日本，则转支歆为“支那”’。案此说未审确否，然各国语言传述互相通转，确有其理，记之存参。”（6）
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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