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以前，也曾有过西洋传教士在用中文作的文章里，直接以“支那”来称呼中国的。如1890年3至6月，艾约瑟就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过题为《支那游记》的文章。但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特别是从中国人自己以“支那”一词来称呼本国看，应当说还是戊戌时期的梁启超等人开其端。而梁氏等人的使用，显然是受到了日语的直接影响。1896年在《时务报》中，梁启超已经爱用“支那”一词，他还曾使用过一个“支那少年”的笔名。唐才常、夏曾佑等其他维新人士，也常用此词来自称中国。

20世纪初年是“支那”一词在中国的盛行期。尤其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报刊书籍中，此词风行一时。各种书刊的大小标题上，它都经常出现。1905年，黄兴等人创办的一个极为著名的刊物，即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书籍之名中出现此词的也很多，如《支那文明史》、《支那全书》、《支那四千年开化史》等。其中最后一本，编译者署名为“支那少年”，由“上海支那翻译社”出版。1904年，连一向不愿轻易沿用日本名词的严复，也未能免俗地使用了“支那”一词。他批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名句即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戊戌至辛亥时期，中国趋新人士爱用“支那”一词来称呼自己的国家，大体不出以下四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一则与当时中国政府没有明确规定自己的国号有直接关系；二则起因于“中国”二字似有盲目自大之嫌，为追求文明应世者所不喜；三则因流行的“大清国”之名既不足以涵括清朝以前的中国，更为不满和失望于清王朝之人特别是革命党人所摈弃；四则直接因袭日本之称，以为“支那乃西方国家称呼中国之“China”的译音词，用之不仅心安理得，且不无开化时髦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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