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立后，由于“中华民国”（简称中国）的称谓被明确写进宪法、正式宣示中外，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国名的现象，遂逐渐减少。但这时，人们对于日人坚持使用此词的歧视意味，仍然缺乏自觉。报刊上也依然常见此词。直到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特别是“巴黎和会”上日本的野心不断暴露之后，国人才对“支那”一词的使用，有了较为自觉而明确的抵制。这一次抵制不再是来自于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文化保守派，而是首先发自于留日学生或其他旅日同胞内部。其抵制的动机，也主要不是出于维护传统语文的纯洁性，而是激于爱国的民族情感。

1915年，留日学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书中所提出抨击的第一个新名词，就是“支那”，他情绪激动地呼吁国人赶快废弃这－名词。其言曰：

“此二字不知从何产生，颇觉奇怪。人竟以名吾国而国人恬然受之，以为佳美，毫不为怪。余见之不啻如丧考妣，欲哭无声，而深恨国人之盲从也。考此二字之来源，乃由日人误译西洋语China蔡拿者也。留学生写诸书信，带之回国。译日书日报者，照直书之，人云亦云，不加改变，是国人欢迎此名之明证也。而不知此二汉字在吾国为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也，又不知为由人妄加之也。吾新建之中华二字国名，日人日报攻击吾为自尊自大鄙夷他国所起，竟否认吾之存在，绝口不道，偏呼吾曰支那，矢口不移，而国人恬然自若，不独不怪，更欢迎如上帝授与者然。此予不胜大惑者也。自唐朝呼日本曰倭（形委音涡），形其为东方矮人。因其屡屡扰乱国境，故加之以寇。殊不知唐代之名，竟贻祸于今日。日人引以为奇耻大辱……每一文学士作一字典，必于倭字注下，反覆详加剖解，说其来由，记其耻辱，与吾国人立于极相反对之地位，咄咄怪事，兴国之民与亡国之民，自有不同之点乎……予欲骂而声嘶，望之滚泪而已。近年日报又有东支那、北支那、西南中支那之称，而吾国报纸竞率直译之，不知变为中国东部、北部、南中部之名。吁！此虽小事，亦四分五裂之兆欤？一班昏昧盲从，犹可藉口不知来历与此耻辱，独怪留学生（第一盲从难怪）与学法政者，亦朦然不解。嗟呼，痛心疾首，徒唤奈何。彼国际法中非有不许乱名人国之一说乎？学国际法者看何处去矣！”（12）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留日学生开始激烈反对日人称中国为“支那”，公开揭露其所包含的民族歧视意味。如王拱璧在1919年11月初出版的《东游挥汗录》中，就谴责日人自战胜前清以后，即称我华为‘支那’，垂为国民教育……以资倭人轻侮华人之口实。每逢形容不正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种教育早已灌输其国民之脑海。迨至今日，虽三尺童子，一见华人，亦出其一种丑态，曰：‘支那人’、‘支那人’。恍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也者。”他抨击日本不称我国为“中华民国”，而称之为“支那共和国”，是“不以国家视我”，“是我中华民国成立八年而倭人尚不承认也”。他尤其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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