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夏，好学深思的开明士大夫孙宝瑄的一段议论，颇能反映时人乐于以“支那”称述国名的典型心理。这段议论，是他在阅读梁启超《中国魂》一书时，因不满其仍然不废“中国”一词而留在日记中的。他写道：“以饮冰主人之开敏英发，日以新学新理灌其脑中者，而舌端笔下，犹时时不离中国二字。试问中国之称，其自尊大之辞耶？抑以是为国之名词耶？国而名中，何所取义？若据地形而曰中，则不过亚洲东南之片土，非中也；若对外人而曰中，则是以蛮夷视东西文明国，抑何不自量耶？故余之学识闻见，虽远不逮任公，然而舌端笔下，久无中国二字，每以我国代之，或称我支那。今日本称我国曰清国，清字实朝名，而非国名也。又呼曰支那，此名却甚古，然亦外国之呼我，非我以此为国名也……既别成为国，不可无国名，旧名既无，不可不创新名，创名惧人不知，则莫若即因外国所呼我之名，以自名曰支那。”（8）
据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引述，日本早稻田大学保留有1907年度留学该校的部分中国毕业生题名录，其中有37人明确注明了祖国国号：署“清国”者12人，署“中国”或“中华”者7人，署“支那”者则有18人。对于国号称谓的这种混乱情形，当时的国内也是一样，不过使用比率可能不同罢了。事实上，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在戊戌时期的维新派中，开始正视国名的意义、对国外称呼中国的情形有较多了解，并对使用“支那”一词持有一定保留意见者，为黄遵宪。他在《日本国志》中使用“华夏”来称中国，并明确注释道：
“考地球各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西北各藩称曰汉，东南诸岛称曰唐。日本亦曰唐，或曰南京。南京谓‘明’，此沿袭一代之称，不足以概历代也。印度人称曰震旦，或曰支那。日本亦称曰支那。英吉利人称曰差那，法兰西人称曰差能。此又他国重译之音，并非我国本有之名也。近世对外人称，每曰中华，东西人颇讥弹之，谓环球万国各自居中，且华我夷人，不无自尊卑人之意。余则谓：天下万国，声名文物莫中国先，欧人名为亚细亚，译义为‘朝’，谓如朝日之始升也。其时环中国而居者，多蛮夷戎狄，未足以称邻国。中国之云，本以中国之荒服边徼言之，因袭日久，施之于今日，外国亦无足怪。观孟子舜东夷文王西夷之言，知夷非贬辞，亦知华非必尊之辞矣。余考我国古来一统，故无国名。国名者，对邻国之言也。然征之经籍，凡对他族则曰华夏。《传》曰夷不乱华，又曰诸夏亲昵。我之禹域九州，实以华夏之称为最古。印度、日本、英、法所称，虽为华为夏不可知，要其音近此二字。故今以 ‘华夏’名篇，而仍以秦、汉、魏、晋一代之国号分记其事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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