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趋新人士以“支那”一词自称中国，也曾遭到过来自文界部分人的明确反对。戊戌时期，王先谦、叶德辉等保守派人物就特别反感此词。叶德辉曾以讥嘲的笔触写道：“更可笑者，笔舌掉罄，自称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点。不思支那乃释氏之称唐土，起点乃舌人之解算文。论其语，则翻译而成词，按其文，则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质，不中不西。东施效颦，得毋为邻女窃笑耶！”（10）他和王先谦等人共同制定的《湘省学约》中，也抨击《湘报》好用“支那”、“震旦”等词的为文现象。不过，他们对“支那”一词的反对，是同笼统反感一切新名词的顽固态度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就“支那”一词而言，其意见未尝没有合理之点，但由于其所述理据不足（当时还不知此词在日本已开始具有歧华意味），再加上政治上的原因，它们在戊戌时期却未能引起梁启超等舆论界精英人物足够的重视和冷静的反省。

不过1901年以后，梁启超在国名问题上，也逐渐有所反思。是年9月他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时，已明显接受了黄遵宪和叶德辉等的某种影响，尽管他还没有放弃使用“支那”一词，但在写作史书时，却已毫不含糊地坚持了“中国”的国名。他写道：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遗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污我国民，犹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之中，万不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11）

然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在维新派同人内部也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前述孙宝瑄反对梁氏使用“中国”自称国名，即是明证。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我们虽然见到康有为等坚持“中华”的国名，革命党人也主张“中华共和国”的国名，但以“支那”一词来指称中国的现象，却还是相当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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