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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大读书时，先生正在蒙难，有时在阅览室见到先生，他总是默默无语。作毕业论文时，中国哲学史的指导老师有好些，如黄子通老师，我还去问过学，拜访过。张先生则是在名单之外的。当时右派是敌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我们当然也不会去主动接近和问学。宗璞先生回忆先生当时的心情，说：“批判想不通,觉得世间再无公理,曾有过自杀的念头，但想到我若自杀，你七姑和孩子就没法活了。”(宗璞《刚毅木讷近仁》《张岱年硏究》页28，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所以先生之默默无语，是沉默的抗争，也是政治高压下的无奈。

　　我接触和受教于先生，是在他获得平反、解放以后的80年代。当时兴起了文化热,中国哲学大百科全书的中哲史卷也在编写，不时有中国哲学史的学术会议。张先生身负重任，见面和讨教的机会就多了。先生本是中哲史大家，“潜龙勿用”，蒙难时沉潜刚克，“夕惕若厉”，思想和学术更加精进，待到灾难过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时人们的景仰就更加虔诚和热烈了。远远近近，讨教和求见者络绎于庭。在中关村那间斗室里，有时人多，站立的地方都没有。我也和中哲室的同事几次去拜访过先生。先生德高望重，平易近人，大家谈起来无有芥蒂、顾虑和隔阂，留下的印象是很美好的。先生每次接见总是那样诚恳和热情，充分展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忍辱负重，不计名利，一心一意为了学术和民族的精神。“身教重于言教”，我们一代的学人是没有人不受到先生的熏陶和感化的。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刘禹锡的《陋室铭》好像也是为先生撰写的。刘禹锡当年和柳宗元为友，一起发起了政治改革，却不料世事险恶，八司马一个一个遭到贬黜。这《陋室铭》，应该是为流放的“陋室”写的。其不屈的精神跃然于纸上。先生之在中关村斗室中的学问和人格，我想也是如此。

　　这时期，先生每天都要看大量的信件，答复学者的求教与推荐。据统计，每年先生为青年学者作序，或撰写评论，约花掉两个月的时间(陈来《张岱年先生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页110-111)。这是何等巨大的工作量，但先生总是满腔热忱，绝不敷衍应付，使人失望。这当中，也有赐予我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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