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1年，我正在研究汉代思想。看了谷方先生发表于《中国哲学》笫七辑论《老子河上公章句》成于魏晋葛洪以后的考证文章，觉得论点可以商榷，不能成立。于是起草了一篇论文，论证《章句》当成于西汉。我把稿子送呈先生审阅，请先生给予指教。不意先生很快就批阅了，复信给我，说：“大作关于老子河上章句的考证，批览一遍，觉得很好。考证精详，理据充足，实乃殚精竭思之作，具见功力之深，钻研之细,可谓达到关于老子河上章句年代的结论。希望早日发表。匆匆。言不尽意。……1981年5月9日。”这样，稿子就顺利在《中国哲学》第九辑刊出了。先生治学严谨，他的意见不是为了鼓励年青人而随便写的。这篇文章以后证明影响是大的，考证的结论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对于促进学术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先生的信当时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这是要特别感谢先生的。

中国哲学史界有三位前辈大师：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三位还是亲戚。这在中哲史界是大家津津乐道的美谈。冯先生的《中囯哲学史》上下册在上世纪30年代出版，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任继愈先生60年代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哲学史》,则为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观察与分析中国哲学作了方法论的示范，培养了我们一代学人。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则以专题为线索，纲举目张，系统论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它在1937年完成初稿，1943年印为讲义，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虽1958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实际上和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相辅相成，对于中哲史这门学科的建设，也起了奠基的作用。张先生在学术上主张综合创新，《大纲》就是综合创新的成功范例。它综合了辩证唯物主义、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而以逻辑分析为方法，把中囯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很好地揭示出来，今天亦有借鉴作用。在《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之全书总结中，张先生大力呼唤新的中国哲学的出现，但指出，这新哲学不是要摒弃而是要继承传统哲学之优秀的活的有永恒价值的方面，特别是“人生和谐之道的宣示”。(页588)今天，当“和谐”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时，先生的著作真如冯先生所说：是“阐旧邦以辅新命”了。为民族文化的复兴，为人类共同理想的实现而从事研究，把“一己”的学术和民族及人类的命运联结为一，这是先生著作的宗旨，也是先生著作体现的人格精神。它是永远值得纪念和发扬的。

　　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学是身体力行、言行合一的。我永远记得和先生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一天上午，我先去拜访了朱伯昆先生，谈完话出来，才打电话告知先生。可待走到先生住处时，先生早已特地从二楼走到楼下等待了。这令我极为惭愧与不安。先生以如此高年，对一个学生的来访，如此以“礼”相待，在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在先生，这却似乎是“礼之应然”,发于内心，出于“自然”。王弼曾说，孔子体“无”。冯先生在《张岱年文集·序》中说先生是体“诚”。(《张岱年研究》，页4)确是如此。诚于中而发于外，故能萃面盎背，一言一行，皆如古儒者的再现。这是儒学的生命力之一个见证，也是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句话的又一见证！

　　先生是质朴的，“简单的”。虽遭受不幸而受伤，但也避免了整人、批人又被整、被批的反复及由此造成的人格的受伤与复杂，真是一纯然大儒。这使他和所有学人、后辈青年能极易交流而亲近。这份亲近感，也是我对先生内心怀念不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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