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和我们一起走过了上世纪的70、80、90年代；对我印象和影响特深的则是80年代。那时拨乱反正，百家争鸣，学术空前自由和繁荣，充满了探索的活力。学术远未为官本位、官场作风和市场金钱及行帮习气所窒息和腐蚀。先生勤奋著述，热心教学，全力培养青年一代，表现出学者的正直、高贵与尊严。先生留下的这份精神遗产，今天是特别宝贵的。

　　先生很早就信服辩证唯物主义，倡导的“综合创新”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主导的综合创新。但先生对西方哲学，如冯友兰先生倡导的“新理学哲学”是十分尊重的。在《怀念冯友兰先生》一文中，先生指出：“他的《新理学》是中国古代的理性主义哲学与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综合。冯先生曾对我说：‘中国的正统派哲学与西方的正统派哲学都是理性主义。’这确实是历史事实。他比较赞同正统派哲学，企图将中国与西方的理性主义综合起来。‘新理学’的内容就是将中国的理性主义即程朱理学与西方的理性主义即柏拉图主义哲学综合起来。理性主义强调理性的价值，在历史上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页8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种道不同而相互尊重的精神，在今天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在《大纲》之《结论：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一文中，先生详细对比了中西哲学，指出：“将来的中国哲学固然必是西洋哲学影响下的产物，而亦当是中国旧哲学之一种发展。”本着这种精神，先生既总结中国哲学的长处，又深入痛切地指出它的内在的缺失，如：“中国的人生思想，不注意人群之为一体。自来的道德教训都是注意人我的关系，而不注意于群己的关系，亦很少将群看做一个整体。”“中国的人生思想倾向于轻视知识……知即徳，中国哲学尚可说有相类的观念；知即力之思想，则中国古来无有。实际上，研究自然以克服自然，是良好生活之条件。”这种开放的心胸，在今天也是特别值得继承发扬的。

　　先生离开我们了，但先生以一生行事树立的“典型”、“典范”，将会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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