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早年间，当他们到韩国时，曾惊讶地发现，韩国的千元纸币上印的并非国家领导人的头像，而是韩国最有名的一所书院——陶山书院。后来他们还发现，在岳麓书院学习的韩国留学生从不直呼朱熹名字，遇到中国学生如此称呼，他们也会板着脸立即制止，生气地表示，应该称为“朱子”才好。

　　同时，这几年开始转向东亚书院研究的邓洪波还在日本发现，有些书院一直遵循着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每次升旗仪式时，都会高声齐唱书院学规。对此，邓洪波曾经感慨过，“礼失而求诸野”，当我们的书院几乎都变成了文物单位之时，大家只能到国外去寻求研究样本，此话说来颇让人痛心。

　　还好，历史的发展总是在循环往复间调整着脚步。如今，当现代化和全球化使得每一种文明都必须面对众多其他文明时，中华文明欣然接受了挑战，这也为中国带来了更多文化和思想的资源。不过，中国人现在急需的正是一种新的文化，同时，还有一种实现这一文化任务的文化载体和组织。此时，书院的复兴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选择。虽然书院这种独特的教育机构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如今有不少已经非常“博物馆化”，但是，它所具有的教育精神，它所提倡的自发性的学习和教育方式，还有其纯净的学术环境，对于人的道德人格与社会良心的培养等等，都依然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和借鉴。

　　一个世纪的轮回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从唐中叶到清末，经历了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教授方法、管理制度等教育模式，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不过，在中国，书院的数量并不是一直呈直线上升的，其境况也同样如此，在各朝各代各个时期，书院都曾体会过衰落，也品尝过兴盛。所以，曾有人说，书院在中国这1000多年来的兴衰史，便是中华文明的示波器。邓洪波也曾在采访中表示：“书院的兴盛是文化复兴的迹象，历朝历代都是这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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