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华夏文明史，历来尊崇诗书。“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黄庭坚则说，人不读书，肤浅无聊，“面目可憎也”。百业之中，读书为尊，韩愈在《进学解》里的自我描述是：“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真是苦了他了。其《杂诗》又说：“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流露出了点厌烦。如果说韩愈是偶感无聊发牢骚，文人骚客们刚日诵经，柔日读史，在早晨读五经诸子之书，夜间读史集之书，午间读闲杂之书。分秒不废，孜孜不倦，目不窥园，通宵达旦，就连倜傥风流时也不忘“红袖添香夜读书”，如此推崇读书，西方诸国所不能及，《圣经》里甚至还有“读书繁多，身体疲倦”之类的训诫，不像我们头悬梁，锥刺股，夏囊萤，冬映雪，凿壁偷光，韦编三绝，言必称十年寒窗苦，“读书破万卷”。

    然而，究诸史实，又不免令人费解与泄气。因为我们一面是多如牛毛的倡言读书的高论，一面又是花样百出的禁书焚书手段。治国瞧不起诗书，自古已然。例如《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不好文学，《史记·陆贾列传》更借高祖之口来说明：“乃公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直截了当，不愧是开国皇帝。秦始皇更厉害，“焚书坑儒”众所周知。不但烧，“偶语诗书者”还要弃市。清朝大兴文字狱，禁书如云，经典如《红楼梦》《水浒传》皆在禁书之列。但禁书往往是促进书籍流传的强大动力，因为这些所谓的禁书，大多是很有意趣的书，群众喜爱它，你越禁止，它越流传。故“雪夜闭门读禁书”成为封建时代一大乐事，若无禁书政策，是不会产生这种独特奢求的。秦始皇烧书时，文化史尚处于早期成长阶段，文化积淀成书的类别与数量皆不及后来，且那时的书是竹简串成的，按重量说大概不少，但从种类与篇幅说，肯定比不上后来“文革”时战果辉煌。

    其实，历史上倒是朱元璋在禁书领域颇有创造性。这位和尚出身的帝王胸中墨水自然不多。《明实录》卷七四所载的圣谕《铁榜文》，琐言碎语，重复冗杂，晓畅如话。黄溥《闲中古今录》也载明太祖“开科取士，向意右文”，诸勋恐受冷落，进辞曰：“士善讥讪，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朱元璋深以为然。把齐人尹士自我检讨的话“士，诚小人也”读作“士诚小人也”，真是一群文盲。文盲不免自卑，自卑的结果便是忌刻，加之他在《大诰》里的硬性规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刑法条文，字字血腥，于是便有许多读书人莫名其妙地死在他手里。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高太史启》与杨循吉《吴中故语》载，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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