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高启编修《元史》后，辞官归乡，其曾作《题宫女图》诗，曰：“女奴扶醉踏苍台，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暗寓后宫淫乱事，朱元璋怀疑是讽刺自己，甚为怨恨。后来高启为新苏州府所写《上梁文》中有“龙盘虎踞”字样，被诬有慕龙位之异图，朱元璋便将其腰斩后大卸八块。还有李仕鲁因直谏被乱棍打死，叶居升因纠其错被诛，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朱元璋觉得读书人难以驾驭，总不能把他们都砍了吧！治国又离不开文人。他冥思苦想，终于脑际异光闪现，八股之策诞生了。夏燮《明通鉴》卷三认为制艺——也就是八股，“盖上及学士刘基所定，仿宋经义之例为之”。我以为刘基乃受命而行，仅为讲释参谋尔，终极决策者仍是朱元璋。八股文考纲仅定于四书五经，且奉朱熹集注为圭臬，禁有新解。朱重八诡异地笑了，笑得民族最终被“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中写道：“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是一种毫无社会责任和历史激情，不知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的昏庸考试方式。”士人品格开始下降，文艺形式开始僵化，创作停滞不前。清人张潮以文人眼光观八股，在《幽梦影》里说，“文体日增，至八股而遂止”，并且满怀希望地无奈感叹：“遥计百年之后，必有其人，惜乎不及见耳！”
朱元璋没烧书，但这八股取士的办法比烧书还厉害。清初粤人廖燕在其《二十七松堂集》中言：“吾以为明太祖以制艺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矣，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他又说，秦代焚书是使人无书可读，而八股取士则使人有书而不肯读。昼夜揣摩四书五经，其它“杂书”自然“咸束高阁，虽图书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不过，朱元璋似乎还不放心，他还要亲自检查一下四书五经，看看其中有无不妥之处。翻检《孟子》时，朱元璋原本欣赏的脸色越来越沉，眼光越来越狠——其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仇雠”，读得他龙颜大怒，喊道：“此等土芥寇雠之语，岂是臣子所言？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孟子九泉有知，应当庆幸自己没赶上朱元璋治下，不然剥皮、凌迟、枭首等一大堆酷刑正等着他呢！孟子那些本没有什么错的圣人言，在朱元璋看来无异于指着和尚骂秃驴，甚至有煽动轻君叛君的嫌疑，这还了得？非但如此，朱元璋甚至对《孟子》里关于要使民安居乐业，轻徭薄赋，勿滥杀无辜，施行仁政的话都不能容忍。于是朱元璋便下令把孟子逐出孔庙，不许配享；又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将《孟子》中这类言论一概删除，计八十五条。后世方补刻《孟子节文》行世。看来乱翻书不一定要去翻那些畅销书。商业上的畅销，未必内容上有深意和内涵，倒是诸如《二十七松堂集》之类的冷僻书会给人带来冷静的思索。这种思索是愤慨后的理性再生，以防言行失之偏颇；是沉寂后的坦然涅槃，以防心灵沉郁无法自拔。我们思索的是公平，是正义，是辽阔，是浩瀚，是历史长河中那片永不褪色的自由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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