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良辰不我期，当年值纷华。坎壈趣世教，常恐婴网罗”——形势极为不佳，弄不好很容易陷入无妄之灾的法网，既然如此，“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他离开二郭隐居的“北山阿”转赴他方，也许是去采药求仙吧？
阮侃其人思想上出入儒、道两家，政治上比较接近司马氏，入晋后官至太守（详见《世说新语·贤媛》注引《陈留志》，又《宋书·符瑞志》）；嵇康在临别赠他的诗中劝他不要卷入政治，以便远祸全身。阮侃在回答他的诗中一方面对嵇康的“良诲”表示感谢，但又写道：“洙泗久已往，微言谁为听。曾参易篑弊，子路结其缨。晋楚安足慕，屡空以守贞。潜龙尚泥蟠，神龟隐其灵。庶保吾子言，养真以全身。”表面上好像完全同意嵇康的意见，其实他还是一脑袋儒家思想，一时的退隐不过是“天下无道则隐”式的政治性退避，同嵇康的社会性哲理性退隐实际上很不同。其实就是在竹林七贤中，阮籍、山涛所实行者也是政治性退避：形势不明朗时退出政局，保护自己；一旦混乱微妙的局面变化了，还是要出山为官的——他们只是嵇康的同路人，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情。
中古时代多隐士，其中的模式是多元的，就“竹林七贤”及其外围人物而言，就有好几路：二郭是老派隐士，遁入山林，远离政治；嵇康是比较新派的，既有很高的地位（中散大夫），又以神仙道教为精神支柱，追求服食养生，过半仙似的隐逸生活，这样也就远离了政治；阮籍只是一度避开政治，大部分时间仍在官场，他用不守礼法的特立独行寄托其精神自由并发泄其苦闷；山涛基本是个官僚，但也能喝酒谈玄，保留着若干道家思想；阮侃基本上也是如此；阮浑则是隐士的追星族，他后来进入官场，毫无异常的表现；吕安也属于追星一族，而以头脑极度不清为其特色，这样的风雅名士历史上颇不多见。
责任编辑:
林杏子
上一页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