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胡风和各地“胡风分子”纷纷下狱之时，舒芜不仅名噪一时，还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97年，舒芜在他的《〈回归五四〉后序》中写道，他最初的文章题为《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后被一改再改成《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系“始料未及”。不过学界对于舒芜的这一澄清仍有疑问，标题从《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最初改为《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确为舒芜所为，从“小集团”最后上升为“反革命集团”非舒芜所作。舒芜献出“密信”这一叛卖性事件，将舒芜变成了“犹大”。绿原说:“要研究胡风问题及其对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教训，不研究舒芜是不行的。”他把舒芜的典型性称为“舒芜方式”。

“无知”之路上的知识分子

　　舒芜如何走进“告密者”行列？也许可以把这一行为归之于当时的整个政治环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思想上相信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舒芜，赞成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他认为，不但自己的思想需要改造，而且还有权利，也有义务帮助友人进行改造。他在《<回归五四>后序》一文中说: “解放后三十年，我走了一条‘改造路’:先是以改造者的身份，去改造别人；后来是在‘次革命’的地位上自我改造，以求成为‘最革命’；结果是被置于反革命的地位，接受另一性质的改造。反正谁有马克思主义，谁就有权改造别人。而改造的标准、真理的标准，都是实践，集中到最高的实践，即共和国的政治、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与策略。”

　　舒芜在1955年的行为多年来一直为人所议论，视其“犹大”者有之，为其辩护者不乏其人。但他“背叛”、“出卖”、“陷害”朋友的行为，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在晚年，舒芜做了忏悔:“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付的一份沉重的责任。”但承担什么责任，舒芜并没多言。而且，他似乎对外界纠缠于“告密信”有点不满，他在一次采访中说:“过去很多人对我的印象不好，这我可以理解，换上我，我也不会有什么好感觉的。但事实是，包括交信等问题，都是有出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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