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在《安阳发掘之回顾》一文中说：“安阳发掘所获得的文字、青铜器、石刻，以及商朝人的骨骼等等都是相当重要的。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把中国的历史推早了六七百年至一千年。”通过殷墟遗址的发掘，发掘出来大批中国最早的文字材料，并加以科学的裁判；对出土的大量实物，与早期的没有文字记录的史前实物(如陶器、石器等)做一种比较研究；又有部分，可以与晚期即殷以后周秦历史期间的实物(如青铜器、玉器等)进行比较研究。所以说，殷墟的发掘，得到了一批承上启下、具有连锁性的考古资料，它把史前的文化与历史的文化作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系。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李济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提出“史家四境界”说

　　李济不仅在考古学领域取得重大建树，还对史学家应追求的境界进行了系统总结。

　　第一个境界：他主张以全部人类文化史为背景来建设中国的历史学，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观点，也是一个搜求历史资料的新路线。由此出发达到的第一个境界就是：“中国境内作现代学术工作，遍地都是黄金，只要有人拣”；“若把中国历史当作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处理，垃圾堆里也可以找出宝贵的史料出来”。李济说，从一堆枯骨、一片碎陶到完整的钟鼎彝器，从最落后地区的陋俗到最文明社会的高尚礼节，从穷乡僻壤的土语到最时髦的演讲词，都是史学家的原始资料。

　　第二个境界：“百闻不如一见，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应该以自己动手动脚为第一义。”因为从废墟中拣取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自己亲眼看见的资料更可信赖，自己找到的更有研究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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