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境界：“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他认为，史学家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处理真材料，如何安排真材料需要职业上的胆量。原始资料遇到有勇气的人，才可以相得相辅。

　　第四个境界，就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境界。李济认为，用作证据的材料，唯一可以避免矛盾的方面，是证明资料本身存在的真实性。若能达到这一目标，其他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

　　正如李济之子李光谟所说：“对于一切研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史学的工作者来说，这里所提的境界观，实不亚于当年王静安先生为做‘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指出的三种境界。”

永远的“人类学情结”

　　李济的学生夏鼐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李济……回国后改行专搞中国考古学了，虽然他始终未能忘情于体质人类学。”李济是考古学界的人类学代表。

　　李济是最早将近代科学考古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使用了西方的考古方法和观念，并用这些方法和观念去培养众多的同事和学生。他接受了西方提供的技术和观念，力求在世界背景下观察和思考中国。

　　李济认为：只有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及若干历史现象，才能得到(就中国学术发展现阶段而言的)有意义的结果。1939年6月，李济在云南民族学会做了一次关于民族学研究中运用比较法问题的学术讲演，题为《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他分析了在对不同民族文化进行比较时如何使工作取得最大程度的可靠性的问题。他认为，应当以人类全部文化为目标，不应把自己的民族文化放在固定的(拔高的或压低的)位置上，而是从利用自己的语言和思想习惯着手先来研究自己的文化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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