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受过专业的体质人类学训练，具有人类学家的眼光，这对他的考古学成就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强调：“只有体质研究的资料，是研究世界人种问题所需要的最正确的资料，更可以用作分析各民族历史中的若干趋势。”“人类的文化是累集的。人类所经验的最现实的一件事实，就是在这累集的过程中，无论他的智慧发展到多高，他必须借重环境的资源所供给的材料，然后他的智慧才能得到发展。”“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中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

　　1951年，李济撰写了《从人类学看文化》。李济在给张光直的信中说：“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

　　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他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他体现了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科学标准。他对在中国建立科学的学术事业怀有一种纯挚的热忱，并用自己的言行树立了一个令他的后继者渴望达到而又难以企及的榜样。”“在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时候，李济先生便以一个‘人类学者’的地位，也就是以一个着重比较兼顾各科的地位，而不是以一个狭隘的考古家的地位出现了。”

　　同出自李济门下的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说：“……由于全人类是他研究的背景，他研究中国历史时，可以真正做到不偏不倚，诚实的追寻古史中最可能接近真相的面目，不受偏见的蔽囿。”

　　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说：“在李先生之前作(中国)考古的都是外国人，李先生确是国人中第一个作中国考古的人，深受我的景仰……”

　　李济是奠立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无愧于“中国考古学之父”的称号，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考古界的中坚力量。他的研究视野和境界，给我们以良多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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