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回船后，彼此讨论着寻购到的水果食品。独有那位大学生什么都没买，他垂着头，尽量不去注意我们的鲜果。爸爸取了一枚大红苹果送给他，他不要，爸爸坚持，最后终于千恩万谢地收下了。他把苹果拿在手中，仔细打量，再嗅一下它的香气，然后就将苹果在他的领子上摩擦。一天两天过去了，他没吃，只是天天闻着它，在领子上不断地打光。我们的苹果都吃完了。他的那枚“硕果仅存”的苹果擦得十分艳丽，他坐着睡熟时，清癯苍白的脸孔映着那深红的苹果，成为一幅十分感人的画面。我至今仍记得这位不知名姓的青年和他的苹果。他若仍活着，也应是八十左右的人了，不知他是否还记得湖北轮的往事。

　　湖北轮进入黄海后，天气转劣，如山的巨浪无情地袭击着我们这条小轮船，露宿在甲板上的难民全部湿透，在12月的严寒海风中战栗。他们用绳子将身体与衣箱捆在船栏杆上，以免被海浪卷走。我们住统舱的比甲板上的难友又略胜一筹了。

　　在海上漂了十天左右，渐进东海，气温转暖。我们都仍穿着北国严冬的厚重寒衣。爸爸穿着中装，长羊皮袄，仰卧在丘陵起伏的衣箱堆上，手拿一本线装《杜诗集注》，养他的浩然之气，同船难友均尊称爸爸为“梁教授”。

　　在船上的时间愈久，伙食愈坏，船员对我们的鄙视无礼愈难忍耐。一日，给我们送饭下来的船员照例用喊猪猡似的口吻对我们斥骂着。突然，父亲自他的“床位”上一跃而起，伸手把船员口中叼着的香烟掼在地上，劈头大骂道：“你不要欺人太甚，下次我再看见你叼着香烟送饭，我就揍你……还有，你这种连猪都不吃的伙食，我们不再接受……”温文尔雅的梁教授居然说着就卷起袖子来做打人状。众多年轻小伙子立刻聚拢来把那傲慢的船员团团围住。好汉不吃眼前亏，那船员连忙作揖道歉，抱头鼠窜而去。第二天，果然加了菜，换了一位船员送饭，态度良好，嘴上没叼香烟。从此，在大家眼中的好好先生竟成了“英雄”了。这次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父亲寻衅动武。

　　湖北轮载着我们这批最后离开天津的难民在海上与惊涛骇浪搏斗了十六天，终于平安抵达香港。这十六天的经历使我突然成长。我见到了大海，也看到了真正的人性。

　　父亲哥哥和我三个人抵达香港后，有“厚德福”饭店的张诗舫先生接待。厚德福是在全中国各大都市都有分号的饭馆，与我家有过密切关系。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是厚德福的大股东。所以，我们逃难时备受当地厚德福饭店的照顾。张先生把我们接到一家旅馆休息。我记得我们进旅馆的第一件事是洗澡，然后才想到别的。张先生居然还带我们到一个小公园照了一张像留念。

　　第二天就到广州去了。到了广州我们租了一辆出租汽车直驶中山大学去找陈可忠校长。陈伯伯是父亲北碚时代的老朋友。可是我们不知道陈校长的办公室在哪里。正在焦虑时，父亲叫司机随便停在一栋大楼前，进去打听一下。父亲进入大楼，我和哥哥坐在车中等候。不一会儿，父亲兴奋地跑着出来了，大喊着说，“你妈出来啦！出来啦！已经到上海啦！”我们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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