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父亲进入大楼后，打听校长办公室在哪里。巧遇一位旧时熟人，说收发室有父亲一封信，正不知道如何处理呢！他打开书桌抽屉，拿出来一封母亲从上海寄出的信，告诉我们平安抵沪，并将搭船南下与我们团聚。这一惊喜可非同小可，造化弄人，我们的悲欢离合竟这样的戏剧化！

　　父亲在中山大学获得一教授职位，住进教授暂时住宅，是一栋教学大楼平山堂的半间教室。不几日，母亲抵黄埔，父亲去接，又失之交臂，回来后正发愁，突然母亲径自走进屋子里来了。她穿着一件黑紫羔皮大衣，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袱……我们就这样地团圆了。那年头，逃难没有手机，接人总是接不到的。

　　见到母亲后得知她是如何逃离北平的，后与大姐核实才得全貌。我们走后，母亲替三姑办理的房产问题也解决了，那时北京已经围城多日，城外机场已陷。此时炮声隆隆，人心大乱。国民政府派了两架飞机到北京接一些学界人士南下，临时在北平城内东长安街建造飞机跑道。母亲得知迎接学人名单上有父亲的名字，可用父亲的名义上机，但须立刻到北京饭店报到，一小时内飞机起飞。大姐希望母亲不要走，母亲不肯，一定要走，仓促中提了一个小包袱就上了飞机。母亲上机前，大姐给母亲一条军毯，怕她飞机上冷。那条跑道是东单广场，本是一个大操场，临时铺平了一段由崇文门至东单约有二三百米长的土道。飞机由南到北滑行，至北端强行起飞，擦着东单菜市场的房顶向北飞去，再盘旋向南飞去，好险！终于顺利地飞走了。大姐看着飞机没有摔下来，才放心回家，倒床放声大哭。从此大姐再也没有见过母亲。母亲后来把军毯带到美国，我一直保存到今天。它是这一幕生离死别惊险镜头的信物。

　　母亲抵达南京后，直奔上海，寄信给中山大学梁实秋收，通知我们她出了北京，并将乘船至黄埔，嘱我们去迎接。中山大学那么大，有那么多栋楼，我们就这么巧在到达广州的第一小时内看到了她的信。迷信也好，巧合也好，冥冥中似乎都有安排。

　　在广州六个月的平山堂生活也是很值得纪念的。父亲有《平山堂记》一文，有详细记载。后哥哥回北京北大复学，我和父母到台湾就过着各自不同的生活了。

　　（本文摘自《春华秋实》，梁文蔷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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