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在中国和西方都是现代性的精神效应，但西方的虚无主义是急性的，而中国的虚无主义则可能是慢性的。

    贝尔以及尼采、康拉德和韦伯等人所描述的西方的精神危机，是在西方传统文化背景之下发生的现代事件。西方传统文化的源头，就像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一样，都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说的所谓“轴心时期”。公元前600年左右，在不同地区几乎同时产生的各大文明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都突破性地实现了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重化，肯定了理想世界对于现实世界的超越性。

    但是，同为“超越”，不同“轴心文明”有不同的超越方式。简单地说，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的特点是“外在超越”；中国的儒家，甚至也包括释、道两家，则以“内在超越”作为特点。两者的区别可以用冯契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西方的宗教是把人世与天国，此岸与彼岸截然对立起来，以为人类终极关怀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超脱这短暂的污浊的尘世来达到永恒的圣洁的天国，终极关怀的目标在彼岸、在天国。中国的儒家、道家都否认在人世的彼岸的天国，他们不把此岸与彼岸割裂开来。”

    “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这两种文化在前现代社会以不同方式支撑西方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在现代社会，它们同样遭遇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强大冲击，但冲击的后果有重要的区别。概括地说，与“外在超越”传统相比，“内在超越”传统不容易在启蒙的时代、在世俗化的时代，因“上帝之死”而引发极度的悲观和绝望，因为在“内在超越”传统中，上帝的存在本来就不是一根非要不可的精神支柱。中国人相信人性与天道相通，相信只要通过自我修养回复本性或成就德性，就可以上达天道，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比西方传统文化更信赖人的自觉性、自主性，但真正实现这种自觉性和自主性的，毕竟是少数；中国人确实不容易像西方人那样会因为“上帝之死”而失魂落魄，悲观绝望，但很可能那正是因为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虚无主义本来就已经潜伏在其精神世界之中。虚无主义在中国和西方都是现代性的精神效应，但西方的虚无主义是急性的，而中国的虚无主义则可能是慢性的；西方的虚无主义往往是执著的，而中国的虚无主义则往往是随便的——中国的虚无主义者往往对虚无主义也持虚无主义的态度、可有可无的态度。

    这类人格，鲁迅称之为“做戏的虚无党”，说他们“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遗憾的是，大半个世纪过去了，鲁迅严厉斥责的这种形象，在当今中国社会仍为人熟悉。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甚至还看到有一种“虚无党人”，他们有时候是连戏都不屑于做的，正所谓“我是流氓我怕谁”。“做戏的虚无党”不仅不道德，而且不真诚；在“做戏的虚无党”面前，“不屑于做戏的虚无党”往往会有一种道德优越感：我虽然不道德，但还毕竟“真诚”；我虽然不承认其他价值，但我还承认“真诚”这个价值；你是“伪君子”，一“虚伪”，就把“君子”给“虚伪”没了；我是“真小人”，虽然是小人，但还有一个“真”字留着呢……思考当今中国的精神生活，对这种现象应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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