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市场经济的文化矛盾

    颇具规模的市场经济，已经给当今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提出了许多难题。这里指的还不是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违法乱纪的丑恶现象。市场经济当中的有些因素，其本身谈不上低俗和腐朽，但也对高质量精神生活提出了严峻挑战。

    颇具规模的市场经济，已经给当今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提出了许多难题。这里指的主要还不是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违法乱纪的丑恶现象。这些现象确实不少，但严格来说，这些现象与市场经济改革并没有必然联系。假如我们划清经济行为和非经济行为的界限，假如我们为经济行为制定严格的规范，假如我们对违法乱纪现象不仅严惩不贷，而且防微杜渐，那么，没有这些丑恶现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没有可能。但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当中的有些因素，其本身谈不上低俗和腐朽，但也对高质量精神生活提出了严峻挑战。谈论“当代中国的精神生活”，这些现象更加值得关注。

    首先是刺激消费和避免消费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消费不仅是生产的目的，而且是生产的前提。刺激消费、扩大需求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市场经济不仅提出了对消费的需要，而且创造了刺激消费的信用工具：“从前，人必须靠着存钱才可购买。可信用卡让人当场立即兑现自己的欲求。”丹尼尔·贝尔称分期付款制度和信用消费方式是“造成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武器”。如果说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的话，吃苦耐劳的民族传统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则理应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资源。但现在，市场经济对消费的完全合理的要求，却可能引出完全不合理的结果，可能使人们沉溺享乐、不思进取，甚至使全社会寅吃卯粮、入不敷出。曾经连续数十年支撑了经济景气的这种消费主义文化，在最近一段时期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被许多人指责为罪魁祸首之一。其间的教训，值得我们深刻思考。

    其次是提倡创新精神和避免非理性主义的“唯新主义”之间的矛盾。现代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无疑是主角，但提倡创新精神，也有走向唯“新”是好的浮躁心态的危险。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的，不仅有开拓魄力、创新冲动和浪漫想象，而且还有事功精神、理性能力和规则意识。但企业家精神的这后一方面，在西方遭到了与企业家精神同根同源，但在“寻觅新奇、再造自然”的方向上走到极端的现代主义艺术的蔑视；在中国则缺乏严格的逻辑思维和实证的科学方法的文化支撑。改革前期创业有成的中国企业家，许多人后来都纷纷落马，其间原因固然复杂，但没有形成现代企业家应具备的那种创新精神与理性精神之间的“必要的张力”，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扩大精神生活空间与避免巫术迷信泛滥之间的矛盾。即使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非神圣化的现代社会，人们多半也如鲁迅所说的“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总要在一个超越自己的更大整体中寻求意义、获取安慰。在“风险社会”，在危机时期，这种精神需求会显得尤其急迫。贝尔把美国社会克服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希望寄托于宗教的复兴，认为在种种危机面前，在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等面前，人们会意识到人类的局限性。人们会意识到有必要施行种种限制，包括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污染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以及对“那些超出道德规范、同魔鬼拥抱并误认为这也属‘创造’的文化开发活动”的限制。而宗教意识的一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