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重要部分，就是这种有关“限制”的意识。但贝尔很清楚，宗教信仰是“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产生的。”贝尔没有强调宗教的社会作用的复杂性，这是他的一个不足；但他富有洞见地指出，“宗教是不能制造的。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在以“内在超越”、天人合一为主要文化传统的中国，对宗教的作用尤其只能给予有限的期待；对人为制造的宗教的危害，还应该有足够的警惕。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其他文化传统中主要由宗教来满足的那种精神需求，在我国不仅同样存在着，而且在民众那里有明显增长，同时政府方面也逐渐给予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国家的公共意识形态与公民的个人精神追求协调起来，如何在扩大精神生活空间的同时避免巫术迷信的泛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巫术迷信一方面许诺一个几乎能满足所有人间欲望的彼岸世界，另一方面又设计一些轻便廉价的超度手段。在有些贪官恶徒眼中，神灵菩萨甚至蜕变成了贿赂对象；本应具有神圣内涵的宗教仪式，却成了花小钱发大财避厄运的人间骗术。我们谈论今日中国的精神生活，对这种现象切切不可忽视。
四、民族复兴的精神内涵
对于以“内在超越”为主要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提升精神生活的主要形式，更多的还在宗教之外。中国古人很早就不把精神安慰寄托在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等宗教信仰之上，而把“立德、立功、立言”这样的世俗追求作为获得永生不朽的现实途径。
讲精神生活的现代困境，讲现代精神危机的中国特点，讲市场经济的文化矛盾，并不是对当代中国的精神生活悲观绝望。事实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打破束缚思想的精神枷锁、尊重人民群众的幸福追求、激发中华儿女的爱国激情、重振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都是推动30年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传统美德，勤学好思、居安思危的古老智慧，加上大胆尝试、勇敢闯关的现代意识，是成就30年发展的宝贵精神品质。
在这种精神动力和精神品质的基础上取得重大进步的中国社会，又反过来给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带来不少积极影响。
精神生活的基础是精神需求。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人们在谈论“生活标准”的同时，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生活质量”。与生活标准相比，生活质量的衡量中，主观指标、文化指标起更重要的作用，因而很大程度上也把追求和体验生活意义的精神需求，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
就精神需求的满足资源而言，物质资料和闲暇时间这两个对于真正意义的精神生活来说必不可少的资源，现在都得到很大改善。
就精神需求的满足方式而言，市场经济这个把有效满足各种消费需求作为主导原则的经济形态，对精神生活并非只有消极的意义。在当代社会，资本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具有两重性：资本既诱导和控制消费需求，也追随和迎合消费需求。当前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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