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强调民族国家的前途不是须待外求，而是“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生机”，钱穆后来将之概括为文化自救思想。

温情敬意态度

鸦片战争后，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国人的文化自信渐渐减退。正如钱穆所说：“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以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化制度全都落后了。”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狂飙突进中，在“全盘西化”的浪潮中，对待中国历史的态度不免有些偏激，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国史大纲》的卷首近两万字的引论，被陈寅恪誉为是一篇必读的“大文章”。其中钱穆首先对读者提出的就是几条阅读该书的基本信念，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读者要对本国历史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而非“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这不但是作者对读者的期望，也是钱穆为人治学的夫子自况。

在全书出版前，引论先在报纸上发表，一时引起学术界、知识界的极大注意，成为西南联大师生议论的焦点，盛赞者有之，非议者有之。以后全书印行前，又被当时重庆审查机关认为“洪杨之乱”应改为“太平天国”始可通过，后经作者坚持，才得以原样出版。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仍以传统社会价值观作为立场，恪守儒家传统的人禽、义利、夷夏之辨，强调传统的价值。他反对近代中国学术界盲目否定传统的态度，反对“中国传统之政治与历史皆专制与黑暗”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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