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成书于1939年。时隔70年，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大不相同，但作者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真知灼见，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钱穆认为，我国历史的最为显著之特点就是“悠久”、“不间断”、和“详实”，实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但其国民却最缺乏国史知识。

钱穆强调，清末以后、近代以来的种种内忧外患，莫不与国人对历史的误读与误判有关联。例如，“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束缚于一家思想之下”，这样唐突的论断和一切推诿于古人的态度，不但是对以往历史武断的一概抹杀，更于时弊无补。

钱穆倡导“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要培育民族内部自身的新生命力，就必须对民族的历史特点有自觉的认识。

他认为我民族之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欧洲史每常于“斗争”中著精神。希腊、罗马的兴盛与衰亡、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人权革命的爆发，莫不是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一种“力量”的支撑与转换，一旦革命成功，新生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则社会面貌立即为之焕然一新。反观中国的历史进程，乍一看波澜不惊、平淡无奇，但却是以“情感”的融合与同化为主要特征。国家于潜移默化的包容并蓄之中不断扩展、绵延不断。中华民族情感的麻木与觉醒，贯穿于王朝交替过程的始终。国家的强盛和扩张无不伴随着对民族情感的认同和积聚。中国史可比作一首诗，而西洋史可比作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而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西洋则以剧作为文学家之圣境。“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挽。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这些根本的差别决定了中西社会不同的历史演化路径和不同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国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制度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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