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准士大夫倾向”。这里所谓的“准士大夫倾向”，是指这24名入传宦官之价值观与客观事迹，有部分表现出一种“士大夫化”的倾向。换言之，如若我们暂时忽略其“宦官”之特殊身份，则其所作所为，与一般之宋朝士大夫，已很难看出分别。

所谓“谨礼法以维君子，明威罚以御小人”，⒃重视礼法，将自己纳入礼法体系中，并且自觉的维护礼法体系，是宦官“士大夫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的方面：

谦退。至道中，以宦宦刘承规“同签书提点枢密、宣徽诸房公事，仍加六宅使”，刘承规随即上表恳辞。大中祥符年间，刘承规“以疾求致仕”不成，又“以廉使月禀归于有司”。除刘承规外，秦翰曾经表让皇城使、入内都知；张崇贵曾“上言久去乡里，愿得告归葬父母”；张继能以衰老求解职；蓝继宗累章上表求致仕，又固请罢都知，史称“每领职未久，辄请罢。家有园池，退朝即亟归，同列或留之，继宗曰：'我欲归种花卉、弄游鱼为乐尔。'”；而《宋史·张惟吉传》也记载：“凡内侍领内东门，次迁勾当御药院，而惟吉纔进官，众以为薄，惟吉欣然就职。” 如此行为，实已颇类士大夫，不仅在北宋以外的宦官群体中极为罕见，较之北宋某些士大夫恋栈贪权，甚至要谏官弹劾方肯致仕，这些宦官反倒更象士大夫。

是以不必细论其谦退之举是出于真心还是做作，要之这些宦官已然接受“谦退”是一种美德并身体力行之则已无疑问。

除此之外，宦官并出现以礼法要求君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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