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事色彩浓厚。凡此24名入传宦官，以及散见于其余史料的宦官，其身份之军事色彩非常浓厚，此为最直观之特征。如前所叙，24名入传宦官，其中有17名明确记载担当过军事职务，而其余7名宦官的职务，或者与军事相关，或者在其他时间也担任过军事职务。如阎承翰，虽史载其涉及宋夏关系之职务只是赵德明加恩官告使，但据《宋史·阎承翰传》记载，宋真宗曾对宰相说：“承翰虽无武勇，然涖事勤恪。”遂使之担任“镇、定、高阳关三路排阵都钤辖”。至于其余如蓝继宗、刘惟简、李继和等六人，或涉及西夏之职务本即与军事有关，或曾经担任过军事职务，或二者皆有，竟无一人之身份未具有军事色彩。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

追溯历史，可以找到一部分解释。历史的演进，具有极大的惯性。虽然宋朝的建国者努力想要革除晚唐以来的弊政，并且做出了相当的改革，但即便宋人亦早已意识到“我朝因循前弊尚多”之事实⒁，晚唐五代以来的许多制度，依然被沿袭下来。自唐代以宦官监军，到典兵，沿至五代，人皆习以为常。宋太祖时虽信任边将，较少以宦官监军，但以宦官监军、典兵之弊，却并未完全革除。开宝二年征太原，李神祐便已率卫兵“斩贼甚众”，其后他又参预平南汉之役，督军镇压周琼叛乱；至于曹彬平南唐之役，李神祐、王继恩辈，皆在军中。至太宗时，每以阵图钳制边将，宦官监军或典兵者更盛。加上宋朝制度，“内臣旧制须经边任五年……”方得“预选充押班”，⒂则边功更为宦者进身之途。是以此24人身份皆具军事色彩，实有因袭前弊及制度上之原因。非止此24人，凡《宋史·宦者传》提及之宦官，泰半以上，皆有军功。

除此历史之因循外，宋夏关系之特殊性，亦是原因。自李继迁攻夏州起，至北宋灭亡144年间，宋夏之间不能谓无和平之时。然此所谓之“和平”，却不过是“战略妥协”或“绥靖”之别名，此144年间，双方关系之实质，要么是西夏为建国、称帝、掠夺而战，要么是宋朝为靖边、恢复而战。相比澶渊之盟后宋辽关系之长期缓和，西夏于北宋，是最为实际的外患，亦是进取之首要目标。即使赵德明为生存而进行战略性妥协之时，双方边境小规模的冲突依然不绝，双方从未有过较长时期互信的基础。是以《宋史·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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