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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可济:从冯友兰“三史”、“六书”、“一序”说起

时间:2009-10-15 10:37:54  来源:不详
  赤诚的爱国心和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是冯先生写书的一贯动力。早在他写《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时就是这样了。他在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的“自序”中说:“此第二篇稿最后校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之悲也。”在《新原人》的“自序”中,他引用了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后说:“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2~263页)对于他的哲学主张,人们尽可见仁见智,但读了他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不能不为之动容。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冯友兰以其《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以及“贞元六书”已经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了。他不仅是治中国哲学史方面无人出其右的中国哲学史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开创性的现代哲学家。单纯曾经就“近百年以来,在文史哲三大领域中谁是领头的代表人物”这个问题,请教过张岱年,张先生回答说,“哲学方面是冯友兰、史学是陈寅恪、文学是王国维,他们三个分别是这三个领域的顶级人物”。(《实说冯友兰》,第292页)张岱年还说:“‘西学东渐’以来,中西哲学的结合是必然的趋势。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表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熊先生的哲学是由佛学转向儒学的,也受到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在熊氏哲学体系中,‘中’局十分之九,‘西’局十分之一。金先生惯于用英语思考问题然后用中文写出来,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精义也有较深的体会和感情,金先生的体系可以说是‘西’局十分之九,‘中’局十分之一。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中西结合。”(《解读冯友兰·学者研究卷》,单纯等主编,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第3页)

 

40年心血写成《中国哲学史新编》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冯友兰不顾友人劝阻,毅然决然地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物质生活回到祖国;后又拒绝去南京,坚决留在北平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从那时起,他就给自己立下了以新的思想重新改写中国哲学史的宏愿。经历了包括“十年动乱”在内的40年的漫长岁月,在极其艰难、备受磨难的情况下,用他的全部心血,在去世前的几个月,终于写完了长达150余言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

 

  1949年10月5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他就满腔热忱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他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过了没有几天,10月13日毛主席就回信了。信中写道:“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三松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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