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怀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克服困难，笔耕不辍，从85岁写到95岁，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1990年7月11日，当他写完《新编》第七卷后，又写了“自序”，其中说：“我的老妻任载坤在1977年去世的时候，我写了一副对联：‘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斩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名、利之所以为束缚，‘我自飞’之所以为自由。在写本册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他在写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曾经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船山矣。”（《中国现代哲学史》自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王船山即明末清初的著名哲学家王夫之，他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当时无法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新编》的出版，当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其中第一卷至第六卷在他生前的1982年、1984年、1985年、1986年、1988年和1989年，已经陆续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冯先生在写《新编》时，不迷信权威，不依傍他人，“修辞立其诚”，按照自己想到的、看到的秉笔直书，逐渐地做到了“海阔天空我自飞”。所以，时有惊世骇俗之论。例如，在第六卷中，他重新评价了洪秀全和曾国藩。

　　第七卷是整个《新编》的重点，“它是全书的中心和归结点，讲的是现代的问题，即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文明。前六册实际上都是第七册的准备和铺垫。”（《三松堂自序》，第388页）正是这个第七卷，涉及诸多敏感的话题。在论述“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时，他把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认为，新民主主义及以前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极左思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第137~172页）第七卷是由港台的出版社于1991、1992年出版，1999年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中国现代哲学史》。其中的第十一章就是《新编》第七卷“自序”中提到的全书中的第八十一章，它是《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的“总结”。

　　在这个“总结”中，讲到“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时，冯友兰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和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了比较，得出了富有启发并令人深省的结论。他说：“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理论上的这点差别，在实践上有重大的意义。”他引用了张载《正蒙·太和篇》中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之后指出：“这四句中的前三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它怎么说呢?我还没有看到现成的话可以引用。照我的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但是，“‘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中国现代哲学史》，第249~254页）但凡经历过新中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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