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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可济:从冯友兰“三史”、“六书”、“一序”说起

时间:2009-10-15 10:37:54  来源:不详
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会感到冯友兰的这个“推测”是空穴来风。因为这种“仇必仇到底”毕竟曾经在神州大地反复地、甚至长时间地出现过;当然,这种矛盾对立面双方“仇必仇到底”的说法,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固有观点,只是极“左”思想的倡导者和奉行者用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错误主张罢了。如果联系到今天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系列论述,就不难理解冯友兰关于矛盾对立面双方“仇必和而解”论断所具有的理论预见及其实践意义。

 

如何评价冯友兰 是个话题

 

  冯友兰作为20世纪同龄人,从世纪之初进入哲学的学术研究领域,到90年代完成了最后一部中国哲学史巨著,其间撰写或编纂的中文和英文书籍近40种,发表学术论文近500篇,其学术生命之长、论著之丰,在其同辈学人中极为鲜见。与此同时,他受批判之多、争议之大,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对于这种情况,他自己是十分清楚的。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著述刚刚开始的80年代初,就着手撰写《三松堂自序》,这也是他所写的自传。他说,古代人写书有写“自序”的传统,他现在写的这个《三松堂自序》,不是某一本书的自序,而是他以往所有著作的“总序”,“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此书分为“社会”(志环境)、“哲学”(明专业)、“大学”(论教育)、“展望”(申信心)四个部分,最初由三联书店于1984年出版,经过第二次校勘后,于1998年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人们的许多疑问、责难,实际上他都直接或间接做出了回应。正如蔡仲德先生所说:“它不是一般的自传或回忆录,它对于理解作者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三松堂自序》,第478页)

 

  凡是读了他的“三史”、“六书”“一序”,并了解它们的出版经历的人,就会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冯友兰的一生遭遇和他的学术经历,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没有代表性?它与时代的风云变幻、社会的动荡变迁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对其学术生涯的评价悬殊、争议不断,是否又与境内外、国内外不同的评论者自身的政治处境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不少的研究者对冯友兰一生的学术发展的变化,做出了见仁见智的概括与分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要新旧观念的冲突、政治与学术的纠葛以及意识形态的对抗还存在,对冯友兰的评价上的分歧不可能得以消弭。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冯先生是我国现代一位最著名的哲学家,他在中西哲学会通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学说、他的思想,人们当然可以批评和讨论。“但是,他在他那个时代,确实是一面旗帜。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可以努力地超过他,但你不能越过他、避开他。他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的一个高峰。”(《实说冯友兰》,第179页)

 

  20世纪的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作为历史的一页虽然已经掀了过去。但是,只要我们没有忘记历史,只要我们仍然关注着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总会有人反复地回到上述的问题上来,而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冯友兰,仍然会继续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附记:笔者于1954~1958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曾经在有关会议或讲座上,听过冯先生的发言或讲演。由于后来没有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单位又不在北京,无缘向他直接地请教,但先生的坎坷而又曲折的经历与处境也还是时有耳闻。2008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题为《实说冯友兰》的新书,该书作为“大型专题片《世纪哲人冯友兰》实录”,记录了23位学者关于冯友兰的谈话。这些学者讲述了他们的亲身体会和真实看法,有见识而客观,有情感而公正,既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人云亦云,从而把一个真实的冯友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笔者读后,感慨良多,特写此文,略抒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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