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饰吏治的问题上，清代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社会舆论，普遍强调高官在倡廉肃贪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顺治帝钦定的《御制人臣儆心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层累而下，诛求勿已，害必加于百姓，而患仍中于邦家。欲冀太平之理，不可得矣。”（乔立君主编：《官箴》，第227页）

　　这话说得很明白：大臣如果贪赃枉法，小臣们必定上行下效，结果是损害了吏治；小臣们贿赂公行，必然败坏社会风气。老百姓固然深受其害，国家更是遗患无穷，天下也就难有太平之日了。

　　如果说这里还只是一种概括性的描述，那康熙19年的一个上谕，就紧密联系当时的政治现实，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康熙皇帝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担忧：

　　“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如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遵法纪，勤修职业，公而忘私，小臣自有所顾畏，不敢妄行。在外督抚各官，自应慎守公令，洁己爱民。乃大臣等每自谓清正无私，粉饰空言，至其所行，往往营私作弊，有玷官方，深负委任之意。科道系耳目之官，凡有弊端，自当据实参奏。且居处甚近，如此情弊，岂无见闻？乃瞻徇情面，缄默不言。即有条奏，多系繁文。言官职掌，殊为未尽。如从公纠举，孰敢恣行无忌？朕以为今日之弊，莫大于此。”（《康熙政要》，卷六）

　　大臣如果是清正廉洁的，小臣们也就会“有所顾畏，不敢妄行”；中枢的京官们假如都能奉公守法，地方督抚也自然能“慎守公令，洁己爱民”。这就是高官们的正面表率作用。但实际情况是，高官们口头上信誓旦旦，“自谓清正无私”，行动上则“往往营私作弊，有玷官方”；而身负纠察之责的言官，又大都“瞻徇情面”，对官员们的贪渎行为噤若寒蝉，不作一声，使仅存的一点封建官僚体制内微弱的权力监督功能，也变得形同虚设。这就不能不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康熙帝认为“今日之弊，莫大于此”。实在是一语中的，绝非小题大作，更不是无病呻吟。

　　大臣乃倡廉肃贪的关键，这首先是因为他们身居要职，位高权重，他们如何居官任事，必定会对政治生活与社会风气产生重大的影响。其次，大臣一旦身涉贪贿，就从此失去了政治上的指挥权和发言权，再也无法堂堂正正地做人，理直气壮地施政，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己不正焉能正人”的道理。“故欲治人者，必先治己。己不能正，而责人之不正；己不能廉，而责人之不廉，未能效者也。”（徐世昌：《将吏法言》）更加重要的是，大臣的一举一动，起着示范和表率作用，无形之中必定会影响到整个吏治，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上者如果热衷于以权谋私，贪渎成性，下属们自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官爵愈大，统辖愈众。一人受赂，则千人骩法；千人弄法，则万人助虐”，最后甚至可以造成“乱天下”的严重结果。（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这种自上而下的扩散效应，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我取一也，下取百焉；我取十也，下取千焉。”“我所取者一回，而旁人中饱，不计次数矣。”（同上书）一般来说，一个身居高位的巨贪，总会卵翼一批爪牙；那些贪赃枉法之辈，也总要找一个执掌大权者作靠山，他们沆瀣一气，上下呼应，把政治风气搞得乌烟瘴气。大家十分熟悉的清代最大的贪官和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后，和珅尊宠用事，以聚敛自丰。是时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辈，赃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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