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生产队时，我们被临时安置在马棚旁，等我从上海回米，住处搬迁了。我的东西也由没回上海的同学和一些当地老乡帮着搬了。我最关心我的书箱，恰恰就少了它!问谁谁都说没看见。我想象着不知谁家的墙上、炕上糊着从我的书上扯下来的纸；不知何人在用我的书页卷烟；不知是谁正惬意地栽歪(方言，即半躺半靠的样子)在炕上翻看这些书，心里真是不舒服。最让我烦恼的是，《红楼梦》也丢了。我上哪儿买这书去呀，想赔也赔不出。无可奈何，只得给那位参谋写信说明情况。那时他已转业回山东枣庄。他回信气愤地指责我，大意是我谎称丢书，实则想把书据为己有。百口莫辩，我只有保持沉默。买《红楼梦》成了我的心病。待到随处都能买到《红楼梦》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知青点。那位参谋的地址不知何时被我弄丢了，即使买了书也无法寄还他。这辈子我欠了笔书债。
有一年我回上海，借到一本《简·爱》，被深深地吸引。回到青年队(那时我们已与另一个大队的青年点合并)，每天收工后，几个好朋友就围坐在炕上，听我讲《简·爱》。那时候的记性真好，简·爱和罗彻斯特的对话我都能复述出来。一连好几天，听的人和讲的人都得到了一种满足。队里的一个男同学，在上海看了《基度山恩仇记》，回来后也给我们讲。那报恩和复仇的情节让我们由衷地叹服。
那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看书已不再成为问题了。我常常想：但愿以后，永远不会再有缺书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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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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