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八，强作解人。这是袁著面对自己拿不准的史实时，自以为是的做法。例如，他讲授时历，“郭守敬算出来一年是365.2425天，跟现在的实际运行时间差13秒。今天拿电脑，当年连算盘都没有，可能是地下摆棍算的，厉害。”（页189）且不说有研究者指出，《清明上河图》卷末“赵太丞家”药铺上放的就可能是算盘，但元初画家王振鹏在《乾坤一担图》里所画货郎担上确有算盘出售，可见至迟宋元之际算盘已经流行。故而袁著说郭守敬可能摆棍算，即仍用筹算，连算盘都没有的结论，就太过武断。袁著还说，“所以今天郑和下西洋到底路线怎么走的，不知道。”（页253）马欢曾随同郑和三下西洋，著有《瀛涯胜览》，费信也四次随郑和远航，著有《星槎胜览》，两书都记载了郑和下西洋的所抵之地。如果他认为二书还不具体，不妨查阅中西交通史大家向达整理的《郑和航海图》（收入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就不会贸然得出“不知道”的结论。

    其九，懒于查核。袁著有些常识性错误简直难以置信。例如，北宋“太祖皇帝有遗训，刻在碑上。……祖训的第三条是不加田赋”（页154）。此即有名的“宋太祖誓碑”，《中国历史大辞典》权威释文曰：“南宋初相传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曾秘密刻一碑，立于寝殿之夹室，称为誓碑。誓词三行，内容大略为：一，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要求子孙遵守。传说誓词文句虽略有出入，但主旨基本相同。”倘若祖训第三条如其所说，就不是文句略有出入，而是大有不同。但誓碑有“不加田赋”的说法，从未见诸于两宋史料（对此说所出王夫之《宋论》，张荫麟早有驳正）。袁著还说，“成祖的帝位来得不正，他是抢建文帝，抢朱棣，所以他总是心中有愧。成祖继位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朱棣的大谋士方孝孺给抓起来。”（页251）这里错得骇人听闻。显然，袁著认为建文帝就是姓朱名棣的那个人，殊不知朱棣正是明成祖的尊姓大名。为建文帝殉节而死的方孝孺，倘若在九泉之下知道自己硬派给朱棣做了大谋士，恐怕真要气得再死一次。

    其十，疏于考证。袁著对史实考订颇为不屑，往往开口就错。他说，李善长是“太子朱标的老师，要上法场开刀。马皇后就不干啊，因为那个马皇后是中国历史上的贤后嘛，她就不干。不干她就不吃饭，绝食。哭”（页198）。当太子朱标老师的是宋濂，《明史》本传说他“傅太子先后十余年”，晚年因长孙“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明史·马皇后传》说：“后侍帝食，不御酒肉。帝问故，对曰：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并未绝食，而是预设斋饭。《明史·李善长传》没说善长担任过太子师，其株连被杀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而据《明史》本传，马皇后死于洪武十五年，倘据袁著，八年后她还为李善长绝食求情，岂非白日见鬼。

    讲史或著史，史实偶有舛误，即便司马光也在所避免。问题出在袁著对史实考证的轻蔑态度：“考什么你考？这个就属于文字狱遗风，要我说就是被吓傻了，干点有用的学问，这个玩意儿实在没什么意思！”（页224）他批评乾嘉考据在文字狱的高压下流于繁琐，固然不错，却因噎废食，把史料考证从史学研究中彻底驱逐出去。他决绝表示：“现在的历史，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考据学，反正我就忌讳这个。别人问我这个，烦的不得了，所谓考据学，……吃力不讨好，和现在的八卦新闻效果没什么区别。”把史料考证与当下八卦新闻等量齐观，充分表明他对历史学缺乏起码的常识。惟其如此，袁著也就根本无法让人相信他的每个结论都是“有史实做依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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