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了这一事实之后，我们才能比较正确地认识清华国学院的历史地位。过去，我们有意无意之间把国学院看作一个保守的学术团体，甚至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处在对立的地位。这是因为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三位导师的文化取向和政治观点恰恰与“五四”以来的革命潮流背道而驰。但这一理解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没有把国学院作为一个集体的学术取向和导师作为个人的政治、文化倾向严格地加以划分。如果将视线完全集中在学术研究的业绩上面，我们便无法不承认:王、梁、陈三人在各自专业领域中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世界级学者。

　　我愿意在这里指出清华国学院两点重要的现代特色。首先是国学院对于多元观点所表现的兼容并包的精神。上述之导师在专业上超一流的成就是他们受清华礼聘的唯一凭藉，至于他们在政治或文化取向方面的不合时宜，则丝毫不影响校方或师生对他们的尊敬。这和同时蔡元培延揽辜鸿铭、刘师培等人执教北大，先后如出一辙。这正是“五四”精神的一种表现。其次，清华国学院的开放精神是值得我们今天特别重视的。四大导师和讲师李济在精神上有一个共同点，即向世界最新学术保持完全开放的态度。王、梁二导师在这一方面是开风气者，固不必论。陈寅恪的东方学目录和佛经各种译文比较两科都是为了把西方最新研究传入中国，然后再运用中国资料的优势而超越西方。至于赵元任的普通语言学、方言学、音韵学和李济的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验等科目更是不折不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开放精神的另一附带表现是国学院一方面避免民族主义的激情，另一方面却不失民族文化的自尊;怎么将“汉学”中心从巴黎或日本京都搬回北京，是全院师生长程奋斗的目标。

　　清华国学院是一九二九年结束的，距今整整八十年。我以最诚挚的心情祝贺国学院的重建，并期待着它从劫灰中浴火重生，展开第二度的辉煌!二○○九年十月十四日于美国普林斯顿

重读清华国学研究院《章程》

清华大学教授　李学勤

　　1925年成立的清华研究院，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有一个《章程》，见于该年出版的《清华周刊》第360期。这个《章程》是国学研究院的纲领，可以说代表着研究院的精神。

　　《章程》并非随意撰作，而是由吴宓和王国维、梁启超等先生共同草拟的。当时吴宓是研究院筹备处主任，据《吴宓日记》，1925年2月21日(星期六)上午，他自清华“入城，访王国维，未遇”。王国维住于织染局胡同，所以吴宓就“在北京大学近旁川菜馆午饭”，“下午，再谒王国维(商章程事)”。第二天(星期日)，他又赶赴天津见梁启超，当晚返京，不及出城，住在车站旁边的旅馆，星期一早晨回校。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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