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恢复设立国学研究院，这是一件海内外学术界众所瞩目，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界曾经大师辈出，研究论著引领那个时代的人文学术思潮。在21世纪重新恢复设置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将为未来中国人文学术揭开新的一页，是可以预期之事，我特申祝贺之至忱!

　　回顾20世纪下半叶国际人文学术界的中国学研究固然百花齐放，各领风骚，在各别领域也取得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有两个倾向值得关注:第一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学研究方法与观点，深受社会科学的影响或支配，在客观化的要求之下，倾向于将人文现象加以数量化、标准化。例如以量化方法研究中国史就是当时一种风潮。第二，二战以后的中国学常常是作为一种国族论述而进行研究，港台地区的“当代新儒家”虽各有其研究方向与课题，但都有心于以文化民族主义的情怀，抚慰“中华民族的花果飘零”，为民族文化召魂。他们的悲愿直到今天仍令人动容，他们的名山事业直到21世纪今天，仍然“不废江河万世流”!

　　但是，展望未来的中国学研究，随著21世纪的“全球化”、“知识经济”、“文明对话”的新趋势的茁壮，21世纪的中国学研究，必须有一番新的面貎。以儒学研究为例，随着中国崛起而带动的亚洲之崛起，21世纪的儒学研究也许更应严肃思考将儒学视为东亚文明共同的精神资产。事实上，跨出国家疆域而以东亚作为研究之范围，正是21世纪人文研究的新动向。进入21世纪以后，随著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兴起，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东亚人文学界开始从20世纪常见的“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格局，逐渐转而以东亚为研究的视野。举例言之，日本东京大学原有的“中国哲学”讲座，就更名为“东亚思想文化学”讲座。日本各大学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资助的卓越研究中心(COE)计划，也大多以东亚为视野。韩国所推动的“21世纪韩国头脑”国家级计划(简称BK21)以及后续的“人文韩国”(简称HK)研究计划，在人文学科方面的计划也是以东亚为研究范围。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所属“东亚儒学”、“东亚民主”、“东亚法治”、“全球化”以及“华人的人观与我观”与“生产力与效率:从东亚走向全球化”等研究计划，均在不同领域与程度上说明了21世纪人文社会学术研究的新取向。这种新的研究取向必然具有跨文化的、跨国界的、跨学科的、多语言的多重视野。这种学术社群必然是管弦呕哑、众声喧哗的，是“万山不许一溪奔”的学术社群。

　　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的语境中，儒学作为东亚共同的精神资产的提法，必然会开创“东亚儒学”这个新领域。所谓“东亚儒学”这个研究领域，既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及其内涵。这个意义下的“东亚儒学”，因为视野较“宋明理学”或“两汉儒学”更为广阔，所以从“东亚”视野所看到的儒学的问题与仅从中国、日本或韩国单一地区所看到的儒学内部的问题大不相同。作为时间概念的“东亚儒学”，在东亚各国儒者的思想互动之中应时而变、与时俱进，而不是一个抽离于各国儒学传统之上的一套僵硬不变的意识形态。所以，“东亚儒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性的学术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面并不存在前近代式的“一元论”的预设，所以也不存在“中心vs.边陲”或“正统vs.异端”的问题。因为“东亚儒学”的视野涵盖东亚各地域，所以较诸“宋明理学”或“德川儒学”的传统研究视野，更能透视儒学传统的多元多样性，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出新解于陈编。

　　最后，我祝愿清华国学研究院在21世纪大放光芒，引领新时代的中国学术研究的新方向与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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