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为了完成自己的"大业"，非除去这样一个反对派不可。按曹操表制酒禁是为了节省粮食，保障军需，大约是怕人心动摇吧，公开宣示的理由没有涉及这一点，讲了些冠冕堂皇的话。而孔融却公开表示反对，并且揭出粮食紧张这一敏感话题。孔融这样做应当说是不恰当的。鲁迅先生就禁酒问题议论道："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文人议政，最容易犯这种只讲某种道理而不顾实际情形的毛病。建安九年（204），孔融在曹操自领冀州牧并力图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之时提出《上书请准古王畿制》，中心思想是加强皇室的实力，抵制曹操扩充地盘的企图。按照他的意见，连邺城这个曹操的大本营也得取消。《后汉书·荀彧传》载："九年，操拔邺，自领冀州牧。有说操宜复置九州者，以为冀部所统既广，则天下易服。操将从之，彧言曰：'今若依古制，是为冀州所统，悉有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邺城，海内震骇，各惧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众。今若一处被侵，必谓以次见夺，人心易动，若一旦生变，天下未可图也………须海内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操报曰：'微足下之相难，所失多矣。'遂寝九州议。"恢复古九州则冀州管辖的范围将大大扩大，这一建议很对曹操的心事，可惜正如荀彧指出的那样，当下条件尚不成熟，于是只好先行搁置。孔融的另一种复古方案则意义完全相反，正如《资治通鉴》卷六十五胡三省注所说："《周礼》：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为侯畿。千里寰内不以封建，则操不可以居邺矣，故惮之。"表面上都引经据典地讲复古，其实双方各有深意。诸如此类的事实表明，孔融乃是曹操最重要的反对派之一，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界的领军人物而已。

　　书中又说："直到曹操死了，曹丕即位建立魏国，才给孔融进行了平反。"这话也不符合实际。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高度评价孔融的创作成就，列为七子之首，可算是为孔融平了反，而此文写于建安二十二年（217），此时上距孔融被杀正好十年。曹丕这时的身份是魏国（诸侯国，不是魏王朝）的太子，曹操当然也还健在（详见俞绍初《建安七子年谱》，《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P441～442）。被父亲杀掉的政治犯，儿子却出来说好话，似乎很奇怪，但这是可以解释的，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曹丕这样做，很可能得到父王曹操的默许，甚至授意。没有一个太子是敢于在重大问题上妄自有什么主张的。

　　这本书第七则题曰"战死街头"，说的是魏高贵乡公曹髦的故事：

　　一个年轻的皇帝，不甘心受权臣的摆弄，带领一帮残弱卫士欲作决死反击，冲上洛阳街头，但终于寡不敌众，血染长路。

　　……在洛阳的大街上，贾充的人马和曹髦的亲军相遇了。这曹髦也豁出命去了，挥剑冲杀。贾充所带的军队见皇帝怒了，都不敢近前，不断往后退。眼看形势不妙，贾充急忙扭头对身边的部将成济说："司马大将军养你何用？"成济愣了一下，随即催马上前，一枪将年仅二十岁的魏国皇帝曹髦刺死于辇上。（P16～17）

　　文字颇为生动，但这一场恶战的概况如《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所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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