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讲中，我们接着第四讲《国学与诗兴精神》的内容，继续就国学与审美世界问题进行讨论。如果我们将国学当作中华文化的精髓，便不得不承认，它具有形而上的人生境界与形而下的器用的结合，而审美与文艺境界，则是这种形而上人生境界的凝聚。中国文化关心人生问题，充满世俗情味，但是又不滞泥于尘俗，而是追求更高的境界，由此而决定了中国文化不依赖于宗教的救赎，也能达到人生的超越与精神的皈依，建设自己的精神完园。所以，国学的境界往往存在于审美世界与文艺境界之中。要了解中华文化之神韵，必然要讨论它的最高层次，也就是审美与人生的关系问题，所以在这一讲中，我们就此话题展开论述。

一、 审美与人生问题

中国文化善于将人生审美化。中国号称礼义之邦，在很早的商周时代，就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南宋理学家朱熹说：“三代之时，礼乐用于朝廷，而下达于闾巷。”（《答陈体仁》）从礼乐的功能来说，礼以别异，乐以合乐，共同组成中华文明的体系和秩序。中华民族因为有了礼乐文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受到世界各国的赞叹，是国学的标志所在。

中国古代社会用礼乐来美化人生，建立和谐之治，没有礼乐作为基础，和谐社会便无从谈起。我们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起码礼乐教养的社会，会成为和谐理想的世界。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中指出：“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礼好象画上的线文钩出事物的形象轮廓，使万象昭然有序。孔子曰：‘绘事后素’。‘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宗先生强调中国古代文化以审美与艺术化为旨趣，这是卓有识见的。礼乐的最后根据，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礼记》上说：“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中国古老的礼乐文化，直接秉承农业社会人们的自然观与社会观，具备了审美的价值。既然天地以和为美，那么人类社会的礼乐也是秉承天地之和而产生的，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便是这种观念的反映。中国最早体现在礼器与玉器，以及礼乐文化中的美学观念，具有将人伦与天地相贯通的精神蕴涵，小小的玉器与礼器，不仅是装饰与把玩之物，更主要的是由小见大，映射出先民们追求礼乐与天地同和的审美观，具有本体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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