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之意境是中华民族心灵与人格的凝聚。它受屈原与庄子的影响很深，体现出中国古代文艺中的人格互补。宗白华先生曾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提出：“所以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不但是盛唐人的诗境，也是宋元人的画境。”宗先生提出了中国艺术的境界从文化渊源来说，是庄子精神、屈原情感和佛教禅境的融合。从美学范畴来说，意境观念是从先秦意象观念演变而来的，意象之说来自于先秦《周易》与庄子的言意之辨，但是这种美学范畴终究停留在艺术形象的范畴，未能进入到艺术心灵的深入，惟有六朝佛教境界说的进入中国文化领域，人们才用它来说明艺术的最高层次是心灵的攀援与意识的空灵，最能表征审美境界的超越功利性，使宇宙与自我合于内在的无际之境，不隔之境。中国美学后期的圆通，显然与佛教思想的提升分不开的。南宋严羽的以禅喻诗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佛教禅宗的思想不可能消解掉中国文化的世俗精神，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使中国人的世俗精神获得了形而上之超越态度与品味。李泽厚先生在《华夏美学》中论及禅宗对中国审美心理的升化作用时指出：“中国传统的心理本体随着禅的加入而更深沉了。禅使儒、道、屈的人际——生命-——情感更加哲理化了。既然‘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更何夕，其此灯烛光’(杜甫诗)，那么，就请珍惜这片刻的欢娱吧，珍惜这短暂却可永恒的人间情爱吧！如果说，西方因基督教的背景使无目的却仍有目的性，即它指向和归依于人格神的上帝，那么在这里，无目的性自身便似乎即是目的，即它只在丰富这人类心理的情感本体，也就是说，心理情感本体即是目的。它就是最后的实在。这，不正是把人性自觉的儒家仁学传统的高一级的形而上学化么？它不用宇宙论，不必‘天人同构’，甚至也不必‘逍遥游’，就在这‘蓦然回首’中接近本体而永恒不朽了。”李泽厚先生的论述，大略地指出了禅宗与佛教对于中国人心灵世界与文艺境界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国美学重要人物，如丰子恺、王国维、宗白华、李叔同、蔡元培等人都受到过佛教思想的影响，这并不是偶然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远流长，生生不息，决定了它虽然经历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也依然能够传承下来，而不会走向衰亡。中国传统美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固然有许多消极的一面，但是传统文化中的对民族与人类命运的关注，对真善美价值的不懈追求，却是与现代启蒙精神有相通之处，是人类文明的精萃，是可以通过改造与现代性互相发明的。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许多有志之士痛感于国力的衰弱，国民的愚昧，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大声疾呼，倡言立论，鲜明地将美学与增进国民之道德相结合。近代美学的主要精神，就是将立人为本与传统文化中忧患意识相结合。涌现出一批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美学家。这些美学家同时也是国学的重要人物，例如梁启超与王国维等人，他们写过《人间词话》、《情圣杜甫》等重要的美学论著，说明走向审美世界的近代国学，充满着人文关怀的情味，在今天仍然为我们所钟爱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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