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视野的新转换与文献史料的再发掘

——“中古地域社会形态与文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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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 陈寅恪先生“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的研究为范例，中古史研究时段为魏晋至宋元时期。迄今为止，前贤在这一领域的成果已十分丰硕。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史学，进入新千年以来，包括中古史研究在内的历史学也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变。在此背景下，这一传统学问，如何因应纷繁涌动的思潮，秉持当代理念，进一步打造与时代相适应的中古史研究成果，成为今年9月中旬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举办的“中古地域形态与文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把握中古史学科的研究前沿，实现研究视野的新转换，深入发掘与重新解读史料文献，既是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特色，也应是今后中古史研究的致力方向。

世纪之交以来的中国史学接纳了社会学、历史心态学、文化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新认知和新语境，大大突破了积淀已久的关于古代社会单向线性的发展观念和相对机械的评判标准，尤其在涉及“地域社会形态”与“文明史”等传统研究的领域，拓展出多侧面阐释和深层次探究的广阔空间。这种探索主要表現有二：其一，对传统研究课题进行全新的视野转换；其二，对原有文献史料进行再发掘与新阐释。

这次研讨会对传统研究转换视野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对史学界素来关注的宏观课题作出再思考，主要集中在唐宋变革论与资本主义萌芽两大问题上。戴建国的《关于“唐宋变革”的两点思考》，认为“唐宋变革”发生的关键动因在于“庶族地主的发展壮大”，他依据对地权、奴婢等中古法制体系演进的新发现和新认识，力图证明该变革的转折期当在北宋后期11世纪中叶以后。这一观点涉及“唐宋变革”的成因与分期等重大课题，甫一发表，即引发与会学者热烈讨论，不少专家进而从思想文化的唐宋之变、宗族的形成等多角度对这一问题给予补充与辨析。而吴松弟的《从人口动力看南宋经济发展的有限性兼论中西生产力的主要差距》，一方面提出中古以来，尤其是唐宋变革以后，中国出现“人口增长压力促成生产力外延式增长”的新观点，另一方面，又以其近年考察欧美历史上水力机械发展的史实，认为正是存在推动中西生产力的关键差异，导致中国古代难以催生新生产方式。与会学者从生产力发展曲线与人口增长曲线的上升、交集与分道扬镳等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质疑与补充。尽管这一论点尚有进一步检讨之处，但足以引起向为学界忽视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机械史”的关注，也不失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聚讼纷纭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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