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将史学界原先相对忽略的具体课题纳入新视域。例如，对唐代科举与儒学各有不少成果，但严耀中的《论唐代儒学重心的转移与科举》则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并将视角落到儒学中心的转移上，不乏新见。程民生的《宋代老虎的地理分布》与姚潇鸫的《略论北朝的温泉》，具体而微地探究了中古史上生态环境的某个侧面，则与当下对生态环境的重视息息相关；冯贤亮的《魏塘：江南一个传统小城市的变革》，也是对城市生存演化环境的一种透视。即便类似中古宗族与家族等传统课题，朱大渭、梁满仓的《魏晋南北朝宗族组织领导核心浅论》从政治社会学角度讨论了宗族组织的领导核心，钟翀的《斯姓简史》则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深入探析了斯姓个案，用意都在以新视野用新方法作新探索。人物研究也在摆脱了传统的窠臼，日籍学者王瑞来的《历史如何阐释——范吕解仇公案再回首》，对北宋仁宗朝范仲淹与吕夷简政争公案，一反以往平面单向的视野，借鉴历史心理学的方法，从看似冷漠平常的文献史料中，对人物心态抉幽探微，还原出历史人物有血有肉的真实面目。张其凡的《曾布与建中靖国之政》，也摒弃了是非判断的简单思路，使研究更具立体感与纵深度。

当前中古史研究在史料方法上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信手拈来式”的史料举例与“密集轰炸式”的史料堆砌（后者因史料检索的电子化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中古史研究中成为看似对立的一物之两面。另一方面，就中古史料的史源而言，资料累积和传存渠道相对稳定，对任何一项深入研究来说，其史料资源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分布星散。因此，通过系统材料的全面梳理，拓展现有史料的观察层面，发掘研究对象的丰富内涵，正是中古史研究方法论之关键所在。这次研讨会上，不少学者对文献史料的再发掘与新阐释作了有益的探索，成为会议的一大亮点。

首先，关注原先忽略的专题史料，或对原有典籍文献进行严谨缜密的再考证，无疑有助于拓展中古史研究的现有空间。刘驰的《十六国时期的冶铁业》、刘进宝的《也谈吐鲁番文书中的“部田”》与黄纯艳的《于阗与北宋的关系》，分别对前人罕有论及的相关问题做了较全面深入的史料梳理。胡阿祥的《韩愈“足弱不能步”与“退之服硫磺”考辩》、虞万里的《石彦辞墓志证读》与汤勤福的《朱子家礼的真伪及对社会的影响》，也都是对旧史料持之有故的新考索。

其次，对传统史料不但进行全方位的搜罗耙梳，而且运用新的切入点，作出超越前人或不同于前人的解读，也应视为对史料的再发掘。虞云国的《唐宋押字考》，因有关史料相当分散，他不但潜心钩沉、连缀孤立散见的众多记录，重建其有机联系，而且把这一名物考索与制度史、艺术史以及礼俗史的研究融为一体，使研究内涵更丰富，视域更广阔。刘复生的《中古时期蜀人关于蚕丛的记忆与塑造》，则以阐释学的视野对巴蜀古史上的蚕丛问题做了独到的审视与解释。

最后，在中古史料的扩张拓展上，研讨会传出了颇令史学界关注的新信息。俞钢的《陈寅恪先生批注本<白氏长庆集>的新发现和学术价值》，对上海师大入藏的陈批《白氏长庆集》的流传过程、批注内容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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