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代以来，《四书》是中国人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仁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

我特别要说明的是，儒家教化不是所谓道德说教，而是春风化雨；儒家教育不仅不排斥技艺，而恰好正是寓于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艺之中。儒家讲的教育，是全面的、广义的教育，包括今天的知识教育、技术教育、道德教育、生死教育、艺术教育、身体教育等德智体美的各方面，也包括今天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中国教育的特征，首先是“综合观，即大教育观。中国传统教育认为教育这一系统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许多教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必须把它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和解决。”[3]而教育又渗透到社会各子系统之中。《礼记?学记》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教育功能的两个方面：第一是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及人才的全面性，第二是形成良风美俗、道德风尚与人文环境。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交叉整合的。

中国人很重视家风、家教。著名学者、中外哲学与佛学研究专家，上世纪50年代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汤用彤先生在讲述自己的学养时，首先讲四个字：“幼承庭训”。这就是幼儿时代所接受的家教，启蒙教育。古代叫“正蒙”，养蒙以正，即开蒙的时候一定要端正。

四书的教育，贯穿、渗透到社会、家庭的各方面，起着良好的作用。培养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民族有用的栋梁之材，不管他将来做什么事业，根子要扎正，特别是做人的教育，人文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应视为根本。因此，今天的家长们不要太功利。家长自己的言教、特别是身教，耳濡目染，对孩子影响最大。我举两位大科学家的例子：

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博士在回忆录《曙光集》中说：在十一、二岁读初中一二年级的两个暑假，其父克纯先生（芝加哥大学博士，回国任数学教授）让他读《孟子》，并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了一位历史系的优秀学生丁则良来给他教《孟子》，丁还讲了很多上古知识，是在教科书上没有的。在中学的年代，杨振宁可以背诵《孟子》全文。《孟子》使杨先生一生受益无穷。杨先生回忆合肥老家旧宅，每年春节换上新的堂联，写的都是“忠厚传家”“诗书继世”，他的父亲很强调“纯”及朋友之交的“信”与“义”。

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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