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殁而“儒分为八”，随后是儒学的短暂式微。隋唐时期，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等纷纷开宗立派，成为佛教昌盛的标志。为了对抗佛教，道教在李唐皇室的扶持下，在唐代成为“国教”，“唐诸帝多饵丹药”（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398页），卿相官僚、皇族贵戚也迷恋求仙向道，如宰相刘晏“好道术，精恳不倦”（《太平广记》卷39《刘晏》）、尚书郎唐若山“金石所费，不知纪极”（《太平广记》卷27《唐若山》）。普通百姓中自高雅之士至里巷平民，也都向道成风。唐时每年春冬，“皆有数千人，洁诚洗念”（柳识《茅山白鹤庙记》，《全唐文》卷377,中华书局，1983），去茅山朗山进香。一年一度的朝真大法会时，亦是“学神仙有至自千万里者”（陆龟蒙《句曲山朝真词二道并序》，《全唐诗》卷621,中华书局，1960）。

　　神仙道教在唐代发展到高峰，外丹术臻于极盛。谈到道教在唐朝的流行，我们始终无法回避一个问题：面对佛教的挤压，缺乏严密体系和高深理论的道教是如何赢得自己的生存空间的。在非正史所载的笔记小说中，我们看到：道教一方面通过借鉴与融汇，进一步完善教义，另一方面则更多地塑造了由人成仙的实例，不断地扩大道教的神仙谱系。唐人笔下的神仙世界里出现了更多的“后天仙真”———“谪世之仙”、“入世之仙”、“混世之仙”，人与仙之间的距离被无限拉近。“神仙可致”的坚定信念，留给凡人的是痴狂的希望，虽然不乏因服食丹药而暴亡破家的前车之鉴，唐人仍在追寻长生不老的道路上前仆后继。

　　唐代道教盛行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道教神仙观念的世俗化、人性化，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到了唐代被赋予了凡人的欲望，拥有了凡人的喜怒哀乐。“长生驻颜”、“富贵多金”、“喜美好色”、“嗜酒贪饮”这些唐人的追求，都无一例外地成为神仙的特点。在唐人的笔下，居住在富丽堂皇的仙境之中的神仙，不仅过着腰缠万贯、富贵无忧的生活；还拥有青春永驻的容颜，在众多美姝玉女的簇拥下，成为凡人殷羡的对象。在成群结队的神仙背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凡人的精神诉求。

　　霍明琨博士的《唐人的神仙世界》一书，正是以上述角度为切入点，在明确的问题意识的主导下，将《太平广记》中收录的唐五代神仙小说作为文献学意义上的“材料”、文化史意义上的“化石”，整体梳理、深入考索，结合正史及其他史料文献记载，将文献学、文学和历史的视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互相参证、互为辅助，从中国古代神仙观念的产生与发展、唐代神仙群体、神仙特性、唐人的成仙之路、女仙与仙凡之恋、神仙世界里的儒道释、胡风、术数等多个角度去还原唐代某个层面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描述唐人的道教信仰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神仙世界的幻想与迷狂。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作者出入于文史之间，用唯美的笔触将鞭辟入里的历史分析娓娓道来，不失为一部雅俗共赏的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