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好文章好论著，不外三要素：思想深刻，内容丰富，文字简洁。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2月出版的《中国学案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历史学家陈祖武先生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该书远溯先秦诸子、两汉儒林，上起南宋朱熹著《伊洛渊源录》，下迄民国间徐世昌主笔的《清儒学案》，对我国学案体史籍的演变源流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梳理，是近三十年间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创获。

　　一部千年学案史，部头不过20万字，却做到了史料扎实，鸟瞰全局，详略有度，评论允当，新见迭出。作者之所以能举重若轻，执简驭繁，有娴熟的文字功力是原因之一。全书文字简洁，洗练流畅，有的地方可谓达到了“增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易一字不得”的境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下面略举几例证之。

　　该书叙事简洁。例如，第50页对理学家王守仁的介绍：“王守仁，字伯安，学者以其所居阳明洞而尊之为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终年五十七岁。守仁自幼随父宦居京城，后因角逐科场，亦曾屡屡南旋乡里。明代的北京是首善之区，浙东亦素称人文渊薮，置身其间，潜移默化，他早年的求学过程则成不名一师、兼收并蓄的状态。先是于江西广信谒一方名儒娄谅，得闻朱子格物之学。继之与李梦阳、何景明诸文坛名士交，弃儒学而攻词章。随后又一意参禅学道，笃志佛、老。其间，他于弘治十二年，以进士观政工部，寻授刑部主事。迄于十七年九月再改兵部主事，皆留意军国大政。十八年以后，始纳徒授学。此时，守仁与粤东名儒陈献章高足湛若水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唯因其倡言身心，一时有异学之目。”短短300余言，将王守仁复杂多变、从政治学的简历以及学术特点等勾勒得一清二楚。

　　该书论事简洁。例如，第64页分析理学兴盛的原因时指出：“理学在十一世纪以后的中国社会的出现，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挽救其统治危机，强化社会控制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传统儒学为抗拒佛学的风行，吸取儒学及道家、道教思想而自我更新的结果。儒家学说本来就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十一世纪以后儒学的自我更新，并无从逾越客观的社会和思想藩篱，只是披上‘性与天道’的思辨外衣，把传统的伦理道德学说膨胀为其核心罢了。理学中人试图通过把封建伦理道德本体化为‘天理’的论证途径，确立‘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准则，从而去完成封建制度永恒的理论论证。”短短200来字，把比较复杂的原因分析得透彻中肯。如没有对思想史的全面把握与深刻见识，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该书论人简洁。例如第253页，评论三位大师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学术地位时指出：“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章太炎、梁任公、钱宾四三位大师，后先相继，鼎足而立。太炎先生辟除榛莽，开风气之先声，首倡之功，最可纪念。任公先生大刀阔斧，建树尤多，所获已掩前贤而上。宾四先生深入底蕴，精进不已，独以深邃见识而得真髓。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以此而论章、梁、钱三位大师之清代学术史研究，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总其成者无疑当属钱宾四先生。笔者妄论，今日吾侪之治清代学术史，无章、梁二先生之论著引路不可，不跟随钱宾四先生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深入开拓尤不可。”寥寥200字，将三位大师薪火传承、各自的成就与贡献、今人如何借鉴，论析得如明镜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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