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和传播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努力能够完成的。中国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传播也不仅是中国人的事。

　　中国文化研究和传播平台陆续出现，国际化的研究团队也渐成为趋势，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有生力量。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对欧美较有影响的中国主题图书作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这些中国主题图书的作者,多是外籍人士，这意味着，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其实往往并非中国人。

　　这不难理解。外国人的翻译、研究和介绍，更容易为其所在的社会所接受，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不但得益于他们语言和文化优势，同样得益于他们的文化身份和话语公信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三个月，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让世界看到了这片古老而沉重的土地上蓬勃的生命力。斯诺的同胞费正清，其中国研究影响了西方学界乃至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观念，从而深刻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中，我们既需要呼吁培养像杨宪益那样大师级的文学翻译家，但是，又绝不能仅依赖于此，某种程度上说，汉学家可能更为重要。

　　然而，对于古老博大的中国文化而言，目前这样的汉学巨擘显得少之又少，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仍然显得有些局促和边缘。

汉学家越来越少了

　　在不久前的2009世界汉学大会上，会场里的一幕给记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来自世界各地的70多位汉学家，白发苍髯者占了多数，年轻学者则屈指可数。

　　这种印象频频得到印证。在德国学习工作过多年的方维规教授感慨道，近年来，欧洲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但大部分人是想同中国做生意。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人却越来越少，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学者则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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