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汉学家施舟人对这种现象也颇有同感。他分析指出，“要达到一定的汉学水平，需要经过很多年的培训，如今西方的大学不再鼓励这种长期性的学术研究，甚至力图把它淘汰。即使是欧美的老牌大学，也尽量削减基础研究经费，转向时尚的管理与服务专业。这样，新的汉学传人很难造就，汉学这个规模不大但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曾有过很大作用的专业也很难继续存在。但愿这个不幸的结果不至于出现，这是许多老一代汉学家的希望。”

国际化团队日益受重视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学者饶宗颐在法国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恰逢法国政府出资筹备一个规模宏大的世界文化经典翻译项目。饶宗颐看到目录里的中国典籍只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时，年过六十的老人竟然落了泪：“我们完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源头是‘五经’。”

　　这一幕触动了在场的施舟人。30多年后，施舟人成为中国国家汉办“‘五经’国际研究与翻译项目”的主持人，这个项目聘请了15个国家和地区的42位相关领域的杰出学者，计划在3 年半内首先推出英译本，其后将组织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其他8 个语种的翻译。

　　与西方汉学研究的“釜底抽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国际化的研究平台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合作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最近获得立项。该项目将推出“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同时在美国出版《今日中国文学》英文学术杂志。在这个项目团队中，资深的美国翻译家将成为重要的成员，而热爱中国文化的美国青年学者也将勇挑重担。

　　对青年汉学家的培养和支持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福州大学等多所高校成立了青年汉学家研修基地、国际汉语推广中心和师资培训中心，而这些项目无疑为青年汉学家的学术成长和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大的平台、更多的资源。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翻译、研究和传播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努力能够完成的，中国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传播也不仅是中国人的事。中国文化研究和传播平台陆续出现，国际化的研究团队也渐成趋势，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有生力量。

文化高度决定传播效果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