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家：寻颜子、仲尼乐处

　　宋儒道义承担的核心，可归结为“寻颜子、仲尼乐处”。

　　“孔颜乐处”命题，最早由周敦颐提出，后来二程和朱熹等对此均多有发挥。那么，“孔颜乐处”乐在何处呢？一是德性之乐，即一种道德尊严感和满足感。二是知性之乐，即一种求知、求真的快乐。诸如“须是知得了，方能乐得”(《遗书》卷十八)、“思虑有得，中心悦豫”(《遗书》卷二)、“循理为乐，不循理为不乐”(《遗书》卷十八)，无不是知性之乐。三是本体之乐，即把握并融入世界本原、本性的根本快乐和终极快乐，程子称之为“大快活”。此种快乐，也就是张横渠所称之“吾能乐天地之命”(《宋元学案》卷十七)，程子“吟风弄月以归”的“吾与点也”(《遗书》卷三)之意。但又谓“若大至仁则天地为一身”(《遗书》二卷)，“崇信明物，极其所止；涣然冰释，洞见道体”(《遗书·附录》卷一百一十七)。可见德性、知性、本体三乐的统一，才是“孔颜乐处”。

　　至宋，封建制度已渐趋稳定、成熟，需要对其作天然合理的根本论证。分配不公、利欲膨胀导致的“尚德之风浸衰”(《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也急需予以矫正。中小地主经济的发展，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书院自由讲学风气的形成，科技发展和佛学刺激所带来的理论思维增强，士大夫俸禄甚厚等因素，成就了宋儒的“孔颜乐处”。

　　宋儒道义担当，陶冶了一批高风亮节之士。许多人“皆以道德名世，以孝悌显于家，忠诚动于乡”(《宋元学家·明道学案下》)，令人“莫不感悦而化服”(《遗书·明道行状》)。宋儒也每能“正色立朝，言无不尽，其为谏官，面折廷争”(《宋元学案·元城学案》），鄙弃“以顺从为爱君，以卑折为尊主”(《程氏文集》卷六)。它对于培养浓厚读书风气，推进理论思维，也有积极意义。

　　宋儒道义担当也有局限。诸如重“道”轻“用”，重主观轻客观；“喜深微而不喜广阔”(缪钺《宋代文化浅谈》)；道德至上主义；昧于具体经济、政治问题解决；陶醉于“顺理安分”闲适情趣，甘做“安乐窝中快活人”(《击壤集》卷九)，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等等。

明清儒家：天下为主，君为客

　　从总体看，明清儒学已日益僵化，明清儒士也多官僚化，其道义承担实在乏善可陈。乾嘉之后儒士更是溺于考据，如戴东源借考据证道学“以理杀人”者如凤毛麟角。唯有明清之际，与当政者保持距离的明遗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四大家稍有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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