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明儒“假其名以欺世”（《黄黎洲文集·弁吴君墓志铭》）的“心性”空谈，四人力倡“明道”、“救世”（顾炎武《与人书二十五》）经世致用之学，被梁启超誉为“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清代学术概论》）。他们均摈弃“似仁似义之浮谈”（《读通鉴论·叙论》），不关于“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顾氏《与人书三》）。

　　与汉儒重在建设不同，他们则致力于批判，根据“郡县之失，其专在上”（《郡县论》）的历史解读，将矛头直指君王。如黄宗羲就反对“以君为主，天下为客”、“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力主“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原君》）原则。顾炎武则反对君王“独治”，倡百官分权之“众治”（《日知录》卷六、卷九）。王夫之也主张“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黄书·宰制》）。他们立志“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颜元《年谱》卷下），致力探究关系国计民生、移风易俗的实务。为此，他们既“穷经”又“读史”（《清史列传·黄宗羲传》），并重视实地考察。

　　他们还把“名儒”之“清议”，视为重要治国手段，强调学校的地位和作用。如黄宗羲就主张“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反对天子“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学校》），力图让“名儒”纠正官员“政事缺失”（黄氏《全集》第一册12页）。这里也透露出力求重新争得儒士“道义”话语权的意向。

　　尽管这种批判达到相当高度，并对清末民主启蒙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毕竟未能超出王权教化范围，不应给予过高评价，与近代民主相混淆。因为其终极目的，还是“君安而国可保”（黄氏《全集》第一册11页）。顾氏关切“天下”兴亡，固然可敬，但“亡国”、“亡天下”之辨将文化与制度相隔离，也只能堕入文化乌托邦。

　　以上史实或可启示我们，道义承担的实现，既需要比较宽松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尤其是自由的政治话语权，也需有知识者的悲悯情怀、社会责任感，清明的史识，“道义”自信和坚定性，以及殉道、献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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